全正確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於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有人在鄂豫皖蘇區繼續推行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路線，在黨內外大搞逼供信，亂扣帽子，隨意抓人，無辜殺害革命同志。眼看我們並肩戰鬥的好戰友進了自己人的監牢而慘遭殺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東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戰鬥間隙，有幾個戰士坐在一起談論家常，比年齡大小，偶爾說到誰是排行老三的話，竟然被指責為是“第三黨”，可能是汪精衛派來的改組派，硬是給抓起來槍殺了。海東同志聞訊後十分生氣。他氣憤地說：“我們的同志在敵人的炮火中都衝殺過來了，而現在卻倒在革命的槍口下，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殺害革命者。”海東同志不怕擔風險，挺身而出，想方設法保護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廣大紅軍戰士的崇敬和愛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視工作，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區指揮部司令員吳寶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師政委江求順同志，說他倆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東同志都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吳寶才和江求順同志都是僱工出身，是農民暴動的組織指揮者，參加革命後屢建功勞，經受了鬥爭的考驗，是優秀指揮員，怎麼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氣急敗壞，訓斥郭述申同志嚴重右傾，對肅反不堅決，誣陷他也是反革命，並撤銷了他的省委委員和道委書記職務，把他下放到政治部當宣傳科長，後來又到一個團任政治處主任。徐海東同志對這種作法極力反對，說：“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們不都成了反革命嗎？”因而保護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東、程子華同志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永平鎮，與劉志丹同志領導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同志任軍團長，劉志丹同志為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同志任政治委員。他們互相尊重，團結協作，指揮部隊打了很多勝仗。可是，當時任保衛局長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線，密令十五軍團保衛部逮捕了劉志丹同志，誣陷他是反革命。徐海東同志不信這一套，嚴厲指出：劉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麼會有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當聽到毛主席率領的中央紅軍經過甘肅天水，即將來到陝北的訊息後，徐海東同志親自挑選十八名大個子戰士，組織擔架隊和警衛部隊，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紅軍。他和程子華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詳細彙報了陝北三次反圍剿鬥爭和十五軍團的情況，反映了肅反擴大化問題以及對劉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援和肯定。他又及時向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迫害的同志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隊，使廣大幹部戰士受到極大的教育。
在實行戰略轉移和堅持鄂豫陝根據地鬥爭中，徐海東、吳煥先、程子華同志領導下的紅二十五軍廣大指戰員堅決擁護黨中央，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低制王明、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路線，為把革命大本營建立在陝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靈活的“兵書”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徐海東同志貫徹執行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在鬥爭中不斷學習，在戰鬥中增長才幹，有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和高超的指揮藝術，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揮員。在我們戰鬥的大別山區，徐海東同志英勇善戰的故事傳奇般的廣為流傳。我們這些紅軍戰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東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靈活的“兵書”。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徐海東同志有膽有識，有勇有謀，驚恐地稱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戰，活捉了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敵五十四師代理師長柳樹春。當這個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官，聽說徐海東同志既不是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生，又沒有上過保定軍官學校，而是在山區生長的燒窯工，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徐海東同志也常給我們講到他出身窮窯工，打仗沒有別的竅門，是靠黨的指引，在實踐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時我們都有這個感覺，跟著海東同志打仗，心裡就有主心骨，膽子壯，就有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紅二十八軍和紅二十五軍在豹子巖會合，改編為紅二十五軍，徐海東同志任軍長，吳煥先同志任政治委員。當時，經過敵人多次圍剿的皖西蘇區，遭到嚴重損失，革命根據地大大縮小，我們的反清剿任務十分艱鉅，部隊的糧食、食鹽和槍支彈藥都十分缺乏。特別是到了冬天，部隊沒有棉被、棉衣，戰鬥力受到影響。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徐海東同志和吳煥先同志鎮定自若，周密策劃，制定部隊的行動方針，作出了“避免與敵決戰，分散進行遊擊戰”的決策。他派人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