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它將大漢帝國的稅收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固定農稅，另一個方面是貿易稅。
大漢帝國原先對待商稅的徵收是按利徵稅，並不是按貿易量徵稅，這也是導致大量商社假賬虧損逃避商稅的根本，採用新的按貿易量徵稅，實際上帝國的商稅將大幅度增加，進而也會促使商社對此表現出不滿。
兩稅制也是中國社會仇富現象的源泉，銀元稅制實施的結果必然是會導致社會對富裕階層的憎恨，甚至出現農民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起義，起義一旦成功就把所謂的“天”也誅除掉。自己掛起“天”的旗號。
看著蔣琬給自己遞交的關於銀元稅制的詳細奏呈，劉協感觸良多，稅務改革是國家所有改革中真正最深層次的改革，要麼不改。要改就必須一步到位，否則就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劉協讓陳群把張昭、荀彧、諸葛謹、蔣琬、胡昭全部請到御書房，打算在正式討論銀元稅制前，先和他們達成一致。
小睡了一個時辰之後，張昭、荀彧等五人已經在御書房外守候，劉協立刻讓他們全部進來。
劉協再仔細看了一遍蔣琬關於銀元稅制的奏呈，說道：“銀元稅制的細節方案，你們都清楚了吧？”
張昭道：“臣等已經事先討論過了，確實是可行之策！”
劉協問諸葛瑾道：“子瑜，你說說看，還有沒有遺缺或者不足的地方？”
諸葛瑾道：“銀元稅制有幾個優點，一是農田的固定稅制，既沒有增加農戶的負擔。也降低了帝國稅收的工作量，同時促進了農戶自由選擇種植品種的選擇，不再侷限於生產糧食；二是增加了帝國稅收。大漢高祖到皇帝之前，商稅都是按專營收稅，到聖上《襄陽治略》時，開始按利徵稅，都有弊端。商稅既低，又容易出現偷稅漏稅，而按貿易量收稅則要穩定的多，稅收也增加幅度較大；三是使大族蕭條，小戶散民不用再依附大族生存。雖為同族，卻可以各立家庭；但論缺陷，一是不能完全覆蓋漁林牧等農業，二是大族蕭條之後，貧富差距不能依靠大族內自行調節，貧富差距拉大，百姓必生怨！”
劉協點了點頭，看著蔣琬道：“公琰，你覺得子瑜說的有道理嗎？”
蔣琬答道：“雖有道理，然新稅不得不施啊！”
劉協起身道：“帝國原先調節貧困者，主要依靠大族內部調節，銀元稅制實施後，大族的力量就迅速變弱，使帝國失去了調節貧富差距的力量，所以朕認為，銀元稅制要想實施，必須增加個人所得稅，針對個人實際獲利，設定不同的所得稅，城鎮居民年收入少於三十銀元者，必須得到治略府一定的補助，現在糧食價格有一定上浮，每斤糧食價格從最初的一錢，上浮到了三錢，當然，其中很大程度是紫銅錢大量下浮造成的，銀元制是一銀元兌換一百錢，現在帝國普通子民，一年沒有三千錢的話，生活還是很困頓的，而帝國中比較好的技師年俸接近十萬錢，普通的僱工一年也有三萬錢，划算下來就是三百銀元，這個收入在大漢帝國也只能說還可以正常的生活，而年收入三十銀元的，在大漢帝國內還是不少的，他們一旦沒有了大族的補助，在帝國內必然造成大量的流民，治略府怎麼解決啊，他們的生存都是問題，難道你讓人家自生自滅，處理不好，這就是大規模的子民造反，難道你們要朕動用軍隊去鎮壓？”
“朕說過了，朕的軍隊是用對外開拓和防禦外敵的，不是給你們治略府來收拾殘局的，如果說，銀元稅制實施以後，出現了大量的流民，造成了窮人策反，治略府三位治略公包括各級上層官員和相應城鎮的官員，全部給朕下臺，永不錄用，情況嚴重者，朕還要拘留到刑事司，追究罪責，利害得失，你們自己考慮！”
諸葛瑾、蔣琬和胡昭各自冒了一身冷汗，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荀彧看場中氣氛冰涼，起身和蔣琬道：“銀元稅制改革是公琰負責的，公琰啊，你不能只考慮商社和技師、學者們的利益，治略府不是隻為了他們而存在的，治理治安都是治略府的責任，聖上所說的個人所得稅問題就是國民院以前討論的減幅增貧策的思路，對高收入者適當增加個人所得稅，用於補助貧困者，從道教的角度而言，治略府就是慈善者，也是有德之體，這才能體現大漢帝國德法同治的根本思想！”
蔣琬答道：“臣恐一旦制定低收入補助策略，必將導致部分庶民不求上進，不思進取，只知領取補助為生，對帝國而言，其必為害！”
劉協道：“朕說過很多次了，人是好利的，只要有機會，他就想過好日子，帝國發放的補助最多就是一年三十銀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