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子弟若能擔任治略府三公，統帥府左、右、前、後四將軍，楚王府三大總祭，水鏡、襄陽、江南、西南四大學府總祭，氏族可直接提升三等；氏族子弟若能擔任治略府各部尚書，各州治略總督，統帥府各軍將軍，楚王府六署尚書令，各州立學府祭酒及各國立商社國商，氏族可直接提升一等；氏族子弟若能擔任從事、曹史級別官員，駐防軍督尉，各軍督將、偏將，氏族可提升半等。
５、各有功勳氏族定選族長由朝廷負責，每郡族挑選族長候選名單定為三名，具體任命由州府掌控；州族定族長候選名單為三名，任命權由治略府掌控；國族定族長候選名單六名，任命權由楚王府掌控。
６、凡九等內氏族必須在襄陽銀莊設氏族銀庫，氏族公用錢財必須存入銀莊，族長必須動用本族銀庫維持氏族文教、醫治、生葬事宜。氏族必須設啟蒙館、醫館，負責年幼子弟的啟蒙教化和氏族子弟的病疾醫治。
７、凡無九等功勳、人口為小族且多於三百的氏族，每年可獲得治略府三十萬錢的補貼，族長候選人可在會考中優先進入郡學。
８、氏族經商不得同時涉及四個以上行業。
９、凡移民過程中失去與本族聯絡的小戶百姓，可透過各地官府聯絡宗族，聯絡上後，可由官府出錢移遷到宗族聚集地；若不能聯絡上，可自建族譜，且在人口少於三百前，每年可獲得治略府三萬錢的補貼。
此次制訂的《氏族法》明確加強了對氏族勢力的控制，透過中國百姓歸宗認祖的傳統，進行犯罪率的壓制和貧民的扶持，防止氏族內部一家或幾家獨大，導致社會財富分配過於不均，擴大平均購買能力。既支援有功大族的持續發展，又壓制豪族勢力過於龐大，同時扶持小族的發展，增加對百姓的補貼，嚴格限制小農經濟中的自補自足現象，增強百姓的消費能力。
加上《氏族法》，這這一律五法的制定確定了整個楚地的法律基礎，提升了法家的地位，圍繞擴大內需消費能力和穩定物價做足了文章，無論是農業補貼和僱工提薪休假，都是擴大百姓實際購買能力的主要辦法。
同時體現了輕民罪，重官罪的治理辦法，凡是官員犯罪，一律罪加一等；控制氏族對土地的擁有數量，使農業補貼能夠確實發放到百姓手中；鼓勵百姓和氏族進行官田的開拓中，減少私田的擁有數量，實現政府掌控大部分土地所有權。
平衡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制止財富過多向豪門氏族集中。
一律五法的制定時間非常長，一直持續了十二年才完全制定出來，但很多辦法則在初泰十一年夏提前實行，比如勞工加薪、黃金控制、農業補貼和限制農戶自織自鑄等，圍繞著緩解經濟危機的一系列辦法首先進行實施。
劉協有理由相信，隨著一律五法的完全制定和執行，天下的土地將集中歸附國家，百姓依靠長期的租種保持生計和富足，而各大家族的勢力則被迫推向商業，既可使百姓安居樂業，又使氏族實力得到壯大，並依靠中國傳統的家族式管理，實現國內的低犯罪率和財富均化。
可以說，《氏族法》說明劉協允許實力強大的家族出現，但不允許只有幾家實力過於強大，更不允許個人財富過於膨化，也絕不允許家族強大到國家無法掌控的地步。
於此同時，根據北方的需求，楚地連續出售大量糧食換取黃金、馬匹，並用六千萬石糧食和曹操換取了青州金礦的開採許可權，強制和楚地商人以一萬五千錢兌換一黃金的價格回收黃金。
在治略府的支援下，楚地荊、揚、徐、蜀、梁、豫、交、涼、廣九個州的商品也集中起來向北方和青州傾銷，換取更多硬通貨，並在儲備兌換範圍內，加大楚錢發行量，減緩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楚地的新商品稻米、鹽、油、陶瓷、麵粉、絹布、蜀錦、高純度白酒、大豆，甚至新出現的乳酪、葡萄酒、花椒粉也開始小面積銷售，但價格制定非常高。所有商品即使賣成五銖錢，也立刻在洛陽兌換成黃金、白銀運回楚地，使得北方朝廷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出現了黃金不足的現象。
隨著北方在初泰十一年春出現瘟疫，楚地儲備的藥物和事先在各大市設立的水塔、下水道兩大供水排水體系也正式體現了功效，治略府嚴格要求各地首先對水塔、下水道進行清潔監控，大規模供給傷寒湯，調動梁、豫、徐三州駐防軍監管邊境，不允許任何北方流民南下，在楚地和朝廷交界地設立粥場和醫所。
楚地開始推廣馬耕，由於陸續從北方購買了二十餘萬普通馬，補充到國內各農場，楚地推廣馬耕和牛耕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