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範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為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演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為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範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為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數、權衡、鐘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亦不為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為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鐘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雲。
△《樂書》·二百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間暘為秘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為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為《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只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暘書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為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為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暘則曰：“黃鐘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謂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鍾為清，又謂為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
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為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鐘清為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為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為羽、大清為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為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鐘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暘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為舛誤。
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為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
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與正黃鐘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為暘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為八音虛土而言，尤為牽強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為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為四。函、太、姑、南為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為三。
黃、大、太、應為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為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為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為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廢耶？
△《律呂新書》·二卷（編修李潢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