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並稱，殆其然歟。抑或貞觀十七年敬播、房玄齡、許敬宗等所修《高祖實錄》，欲以創業之功獨歸太宗，不能無所潤色也。
觀大雅所諱，獨宮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稱臣突厥，則以不用“書”而用“啟”，隱約其詞。而於煬帝命為太原道安撫大使，則載高祖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於煬帝命擊突厥，則載高祖私謂人曰：“天其或者將以畀餘。”俱據事直書，無所粉飾。則凡與唐史不同者，或此書反為《實錄》，亦未可定也。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內府藏本）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詔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書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畢。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掇拾殘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記》、前《後漢書》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範祖禹。又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注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群書，訂訛補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載先友《淵源錄》，稱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稱乙酉徹編，與桷所記正合。惟桷稱《定注》，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稱，初依經典釋文例，為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此本惟《考異》散入各文下，而《目錄》所有之曆法、天文書中並未附註一條。當為後人所刪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為歟。《通鑑》文繁義博，貫穿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極為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蓋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顯王紀》“秦大良造伐魏”條注云“大良造下當有‘衛鞅’二字”。《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條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又“嚴武三鎮劍南”條注云“武只再鎮劍南，蓋因杜甫詩語致誤”。《唐穆宗紀》“冊回鶻嗣君”條注云“《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稱嗣君”。《文宗紀》“鄭注代杜悰鎮鳳翔”條注云“如上卷所書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凡若此類，並能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深得注書之體。較尹起莘《綱目發明》附和迴護，如諧臣媚子所為者，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真偽，尤相去九牛毛也。雖徵摭既廣，不免檢點偶疏。
如景延廣之名，出師表敗軍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賊之語，沈懷珍之軍洋水，阿那瑰之趨下口，烏丸軌宇文孝伯之誤句，周太祖詔今兄之作“令兄”，顧炎武《日知錄》並糾其失。近時陳景雲亦摘地理訛舛者作《舉正》數十條。然以二三百卷之書，而蹉失者僅止於此，則其大體之精密，益可概見。黃溥《簡籍遺聞》稱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國學。其見重於後來，固非偶矣。
△《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內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鑑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時又有海陵所刊釋文，稱司馬康本。又蜀廣都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亦以注附之，世號“龍爪通鑑”。皆視史炤本差略，而實相蹈襲。三省既自為《通鑑音注》，復以司馬康釋文字出偽託，而史炤所作訛謬相傳，恐其疑誤後學，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每條皆先舉史炤之誤，而海陵本、龍爪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其已見於此書者，《音注》之中即不復著其說。然如《唐德宗紀》韓旻出駱驛一條，《音注》雲：“史炤謂駱谷關之驛。餘案韓旻若過駱谷關驛，則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此類隨文考正者，亦不盡見於《辨誤》。蓋二書本相輔而行，故各有詳略，以便互為考證也。其書援據精核，多足為讀史者啟發之助。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裡不可以釋唐之疆裡。其言實足為千古注書之法，又不獨為史炤一人而設矣。
△《通鑑胡注舉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