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清皇朝政治命運的預示與挑戰，有感於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站在溫和的君主立憲制藍圖與激進的民主立憲制藍圖變動區間的陣陣政治呼喊，正式提出了關於深化“新政”內容，切實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政治要求。如果說“戊戌維新”思潮興起期間，這種政治要求還只能仰仗思想激進的康有為等愛國書生為之奔走呼號，先聲奪人，那麼，此時此刻已今非昔比。既然擁資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資本家都已出現，他們的羽毛開始變得相對豐滿起來，他們已經可以由自己直截瞭然地向當權者提出既利於自己，也利於皇朝，更利於國家的政治要求了。尤其是自1904年5月開始，狀元出身的資本家張謇幾乎就沒有閒著，為君主立憲制而四處奔走聯絡。他先是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代撰《擬請立憲奏稿》，繼而受張之洞之託，北上聯絡直隸總督袁世凱，資本家階級之於清朝政治體制改革階級主體意識已開始向世人露臉了。
教育體制改革的結局與影響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間的教育體制改革使中國近代教育在早期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於維護清皇朝的專制統治。
從社會變革與現代化的角度來看，“1905年廢除科舉制的決定無疑是革命性的”，這不僅“因為它體現出中國不加批判地就從經典標準轉到了外國標準”，而且因為它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與轉型，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對於一個百孔千瘡的清皇朝來說，用迅速擴大留學生派遣規模與普設新式學堂的辦法來填補因科舉制的廢除所出現的傳統教育體系的空白麵，這未必是一種好事。因此，“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整個社會失去了作為自己特色的制度。……終止科舉制度的行動，斬斷了2000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起來的社會整合制度的要基。這個行動逐漸呈現出來的事與願違的後果，遠比推行這一改革計程車大夫在1905年所明顯預見到的及引進的後果來得嚴重，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懷特語）
固然，清皇朝公佈的《奏定學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為先，強調“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還規定學生每日讀經的時數與字數，學堂仍設君主牌位與孔丘牌位，而問題在於，既然要求“中學堂以上各堂必勤習洋文”，既然要求“參考西國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認“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於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種科學同時並講”，既然對中外差距耳聞目睹，懷抱切膚之痛的留學生紛紛歸國，那麼，對於那些易於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學生來說，所謂“不準予聞不干己事；不準干預國家政治及本學堂事務；不準離經叛道，妄發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佈報章；不準充報館主筆及訪事人；不準私自購稗官小說謬報逆書；不準聯盟糾眾，立會演說及潛赴他人黨會……”等條規，只能嚇唬那些地處偏僻、風氣未開之區的青年學生。即使是在參與制訂上述禁令的張之洞身邊，他所自鳴得意的武昌兩湖書院和文普通學堂就曾是培養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黃興和宋教仁的搖籃。黃興還是由湖北當局選派留學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學堂求學期間，就讀完了被稱作“鄂省學堂……人人秘手一冊，遞相傳播，皆欲奮起”的反清讀物《革命軍》、《猛回頭》和《警世鐘》，常與同窗好友田桐等人暢談時事，交流反清思想。留日歸來的吳祿貞擔任武昌文普通學堂教習期間，更是以學堂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種。後來，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運動的光榮歷史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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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3）
清皇朝連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都無法一一牢籠之，欲期出洋留學生成批地培養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難”了。留學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樣公開的效忠者只是極少數。況且，曹氏等人也並非傳統專制政體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憲綱領的呼應者和清廷預備立憲的敦促者。年輕學子無論是受官方外派，還是自費出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探索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日本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國力強盛、中外差距越拉越遠的嚴峻事實時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制主義乃導致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他們要麼希望清皇朝儘快著手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要麼主張透過暴力把君主專制制度連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憲制重建家園。梁啟超也算是明人不說暗話，他在1902年就提醒“當道者”：“欲閉關，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窒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