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偽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長困於本社會，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
改革是時勢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困難重重，不乏風險。這也是一種兩難抉擇。“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為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這是在逃欽犯梁啟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統治者別無選擇之途。“新政”的最終結局究竟如何，將主要取決於清朝統治者在稍後的政治體制改革即“預備立憲”中，拿出誠意和魄力來重新整理自己的形象，取信於民，取信於社會，一同渡過難關。
很顯然，晚清這次是敗下陣來了，中國的國力走到了它的谷底。
現代化：80餘年的“時間差”（1）
19世紀中葉前後，在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戰面前，中日兩國先後發起了富國強兵的現代化運動。在這場決定兩國命運的世紀性挑戰中，日本巧妙地擺脫了民族危機，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而中國的現代化則嚴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體相同的時間和背景下，中日兩國現代化的命運為何如此不同？
中日兩國的現代化程序不是同步的，比較觀之，早在現代化的啟動發軔階段兩國即存在著80餘年的“時間差”。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同屬“後發外生型”現代化。而對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啟動執行來說，往往是先有現代化意識，後有現代化運動，即哪個國家首先對西方文明產生了科學的感性認識，便會在現代化程序中捷足先登，佔據領先位置。從這一意義上說，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現代化改革運動開其端緒的，而是以傳統世界秩序觀的解體和新的世界觀的確立這些“無形”的變化揭開序幕的。在日本，其具體標誌性事件是1774年蘭###動的興起；而在中國，則是以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熱潮”為標誌性事件。日本在與西方接觸之前，其傳統的“三國世界觀”非常狹隘，認為世界是由中國、印度、日本三國構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後，隨著西方“拉丁文明”的陸續傳入，日本的精英階層開始敏銳地意識到在三國之外，還有一個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世界觀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為代表的蘭學家翻譯出版了《解體新書》，證明了荷蘭醫學的正確性，糾正了傳統中醫理論的錯誤，由此引發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和激烈批判，揭開了日本學習西方、追求現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國對西方文明的感應則比較遲鈍，直到19世紀四五十年代，以《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開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誕生作為標誌，才擺脫了華夷觀念和“中國中心論”的束縛，承認西學的先進性，完成了由傳統世界觀到現代世界觀的轉變，早期現代化才得以啟動。可見，從兩國現代化的起點看，日本現代化的啟動發軔比中國早了80多年，這種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的“時間差”，正是兩國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與日本早期現代化“先難後易”的推進路徑相比，中國早期現代化是循著“先易後難”的路徑向前推進的。日本明治時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曾提出一種“先難後易”的現代化方略。他認為：“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謀求一國的文明，應該先攻其難而後求其易。”具體程式為：“首先變革人心，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這實際上是根據文明諸層次的主輔地位，將文明分為“器物”、“制度”、“精神”三個層面，主張循著精神、制度、器物這一“由難到易”的路徑來推進現代化。從歷史上看，19世紀下半葉日本社會的現代化變革雖然沒有完全按照福澤設計的方案推進，但大體上是以觀念革新為前提，制度變革為基礎，輔之以器物文明的移植輸入，全面、有序地向前推進的。由於明治維新前日本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