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百多年學習移植西方文化的歷史，解決了世界秩序觀的轉化問題，所以維新後執掌政權的日本社會精英人物對現代化已有較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明治初年，他們便制定了“求知識於世界”、仿效歐美各國制度、殖產興業的現代化方略，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立憲君主制，同時還學習西方經濟、法律制度，大規模地引進、攝取西方“器物”文化，完成了產業革命，在“制度”、“器物”層面實現了巨大的變革。反觀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自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熱潮”興起以來，地主階級改革派雖然已初步打破了華夷觀念的束縛，實現了世界觀的轉換，為早期現代化的啟動提供了條件，但由於明清封建統治長期奉行閉關政策，漠視西方文化，導致西學積累嚴重不足，文化觀念的變革幅度不大，使得統治階級內部的精英人物對現代化的理解極為膚淺，遂導致中國早期現代化帶有層次低、推進速度緩慢的弱點。其具體執行軌跡與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著“器物”、“制度”、“精神”這一“先易後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