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舉，大約是很晚的事情，可是，這個時候的日本，卻早早地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中，一方面逐漸滋長著對中國的優越感和傲慢心，一方面又培養著身處列強的危機意識，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似乎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象徵，象徵著日本的立場，從聯合亞洲對抗西洋列強轉向在亞洲稱霸以與西洋爭勝，於是，在這種有備與無備之間，中、日之間的強弱漸漸逆轉，最終“攻守之勢易也”。
到了1894年，一貫自居天朝大國，自以為處於文明輸出位置的大清帝國，真的被“蝦夷”打敗了。1895年，中國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賠款，大國在小國的炮口下籤訂城下之盟，這種憂鬱激憤的心情和恥辱無奈的感覺，才真的刺痛了所有的中國人。
“心情”只是一個描述感性的詞語，但“心情”如果成了社會上一種普遍瀰漫的情緒，卻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轉化。正是在這種普遍激憤和痛苦的心情中，再保守的人也都希望變化自強，只是自強的思路與激進的人不同。就在《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翰林院掌院學士宗室麟書就向皇帝呈進馮煦的《自強四端》，提出要行實政、求人才、經國用、恤民生，他雖然批評那些激進改革者是“必將曰變西法也，開議院也，理商務也，興工政也，舉數千年先王相傳之法，一掃而滅之，唯西洋是效”，但是，他的想法並非不改革，而是要先把自己國家內部變得強大而有序，所以叫“自強之策不在戰勝乎邊圉，而在敬勝乎廟堂”。這一年的六月初六，廣東巡撫馬丕瑤也上書，提出10條建議，即“聖學宜懋修”、“民心宜固結”、“言路宜廣開”、“政務宜崇實”、“疆吏宜慎擇”、“將才宜豫儲”、“水師宜巡洋”、“陸師宜精練”、“使臣宜博訪”、“華商宜保護”，雖然他把中國自己的思想學說與意識形態還是放在了自強必需的首位，但是，這裡已經有了相當開明的想法，像“言路宜廣開”一條，已經建議中國廣開報館，不僅使人可以知道“各國新聞”，“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時如指掌”，而且還能實行輿論監督，“使內外臣工，群畏清議，貪酷之風，賴以稍戢”，而“使臣宜博訪”一條，則指出清朝官僚出使者不通洋務，而外國使節則“能讀中國經史，於奏章、輿地、民情，津津樂道”。在這種普遍的心情之下，“自強”成了中國人的共識。
有趣的是侵入中國的西洋列強也在不斷給中國人出主意，希望中國依照西洋的模式很快富強起來。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這一年的1月20日，傳教士李佳白拜訪翁同，2月5日李提摩太又去見張之洞鼓吹變法，2月28日又去見張蔭桓，再次討論大局安危和改革策略。而另一個英國使節歐格訥，不僅對翁同說中國有被瓜分的危險，而且在這一年的10月末當著恭親王的面，直率地指出“今中國危亡已見端矣，各國聚謀，而中國至今熟睡未醒，何也？”甚至直截了當地斥責恭親王如果有病，精力不濟，就趕快退位讓賢，請“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專圖新政，期於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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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國情緒（2）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甲午乙未之間，沮喪、憤怒、激動的複雜心情，糾纏著相當多關心中國命運計程車人，就連皇帝，也心情相當沉重和複雜，在屈辱的和議之後，面對群情洶湧、民怨沸騰，無奈的光緒皇帝有一份上諭給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他抱怨說：近自和約定議以後，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以期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他坦率地說，自己已經處在困局之中，“宵旰彷惶，臨朝痛哭……此中萬分為難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大概在歷代中國皇帝的諭旨中，這份上諭是相當特殊的，在紫禁城裡被天下臣民仰望的天子，能夠如此坦率地剖露自己的委屈，也許是很少見的，中國最高統治者一呼百諾的皇帝，居然有如此屈辱的心情，大概特別令中國臣民感到震驚，而皇上的諭旨裡的百般無奈和束手無策，反而更刺激了民間的一種激進情緒，很多人都在這種上下一致的激盪心情中，找到了一種共識，即光緒皇帝在上諭中所說的，“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
在這一年的策試中，受到激烈刺激的光緒皇帝在保和殿策試天下貢士的時候，他希望從士子的回答中尋找解救的策略，便把策問的問題集中到了軍事上來，追問士人們“孫子練兵，吳子治軍，李靖之問對，所詳手法足法，明王驥、戚繼光所論練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備舉之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