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極精微，諳求韜略，若淮南子兵略訓、杜牧戰論、蘇軾訓兵旅策，見諸施行，果能確有成效否？”再問關於財賦的事情，“國用必有會計，禹巡狩會諸侯之計，其說何徵？周禮小宰，歲終令群吏致事，鄭注若今上計，司會逆群吏之治，聽其會計，有引申鄭注，受而鉤考，可知得失多少，見於何書？”這顯然又是臨時抱佛腳。練兵、聚財，無非是富國強兵的老思路，其實在中國士人官僚中，早就有這樣的先見之明，只是在那個時代，他們雖然一方面對危機有深刻的認識，但另一方面還都對中國的命運有著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對西方富強之術十分仰慕，但另一方面對中國道德文章還懷有信心，所以希望用這種後來稱為“中體西用”的思路來挽救危局。1887年2月，曾紀澤這個最早意識到中國危機計程車人曾經在香港的《德臣西字報》中刊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中國先睡後醒論》，文中雖然也用一個“睡”字承認中國面臨的危機，但又列舉了中國購買戰艦、修築炮臺、保衛屬國、抵抗外敵等等，認為是中國已經從睡夢中醒來，然而，在不到10年的1895年，當國依然不富，兵還是不強，而東洋人卻真的崛起的時候，這種從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潰了，人們發現中國實際上還沒有醒，他們真正醒來，正是在這個令中國人真正感覺到痛徹心脾的1895年，這種甦醒好像不是自然的甦醒，而是被某種驚人的聲音突然從睡夢中驚醒，乍一醒來的人，有幾分惱怒，幾分驚慌，還有幾分茫然，就像光緒皇帝的醒悟，就似乎象徵著整個中國的一種反應，就是在驚慌失措以後的緊張和焦慮，這種緊張和焦慮的反應，恰恰導致了後來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現。
徹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識”，激進情緒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經是頑固保守的官員、給中國帶來壓力的洋人、對國家積弱狀況並無深切瞭解但是有切膚體會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終自覺承負著使命的知識階層，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趨向竟是相當一致的向西轉。這一年，王同愈路經楊村，拜見袁敬孫，袁給他看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他覺得這書“深切時務，洞燭利弊，國家誠求富強，舍此奚擇哉？”於是作書致緣督同年，並附此書“轉達常熟師，進呈黻座。一人獨端於上，幡然大改前轍，富強之效，不難速致也”。那個時代，各種大膽的思路都開始出現，而對於傳統的懷疑和對於歷史的批判，也開始越來越激烈。在這一思想轉型的背後，有兩種觀念已經不言而喻地成了人們思考的基礎，一個是普遍的世界主義觀念，在弱肉強食的現實支援下，在成王敗寇的心理刺激下，人們相信世界必然向一個類似於西方列強的方向發展，中國也不例外；一個是個別的民族主義觀念，人們相信只有民族與國家的強大，才能夠與列國一同存在於世界的現代秩序內，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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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國情緒（3）
1895年以後，新的傳媒、新式學堂、新的學會和新的報刊的出現，西方知識與思想在這些載體的支援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如果說，1895年以前計程車人們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對西學還有“一種普遍的漠視”，“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門仍然緊緊地關閉著”，但是“在1895年以後開始有了極大的轉變”，而《萬國公報》的言論也表現著這一傾向，“以甲午戰爭為分野，《萬國公報》的言論發生了顯著變化，那以前大多沒有超出通商築路、改革科舉的範圍，那以後便轉向‘不變法不能救中國’”，為了更快地引進新知，當時的人還想到一條捷徑，即從善於翻譯的日本那裡轉手引進西學，這條途徑由於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國不敵日本，很快被大多數急於求成的人承認。於是，中國在東洋和西洋的兩面夾擊下，開始走上了越來越急促的不歸路。
這一年，嚴復寫了《論世變之亟》的名文，題目就表達了這些知識分子對中國處境的緊張和焦慮，同在這一年，他又寫下了《原強》，題目同樣表達了這些知識分子給中國選擇的出路，只有“富強”，才能應付這種巨大的“世變”，只有應付了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才能儲存民族的血脈不至於香火斷絕，為了這種絕對優先的目標，中國只能接受西洋現代化的途徑。也是在這一年，他譯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他還沒有拿出去印，卻在不久就已經不脛而走，陝西味經售書處搶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風行一時，特別是一開頭的“物競”、“天擇”兩詞，給處在19世紀末那種難言心境中的中國人，增加了幾分緊張，幾分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