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結尾處的“天演之學，將為言治者不祧之宗”這句話彷彿成了20世紀初中國的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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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1）
失去許多改革機遇之後於萬般無奈之下才啟動的晚清“新政”，不僅在政治上感到被動，而且經濟上也困難重重，據宣統二年編制的預算統計，清政府於1899年的財政赤字即達1300餘萬兩，1910年卻增至8000萬兩左右。
“新政”的計劃不可謂不龐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謂不快，但各省除了攤付鉅額賠款、債款、上繳宮廷揮霍等款外，練新軍也好，辦實業也好，興學堂、派留學也好，還有各地辦警政、地方自治、各類調查與選舉，樣樣需費，而且非有鉅額投入不可。對於連支付賠款與借款都不堪重負的清皇朝來說，經費問題就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根據36鎮的編練計劃估算，每年需花費5400萬兩，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才9000萬兩左右，編練計劃就只能大打折扣。結果除袁世凱的北洋6鎮和福建、吉林兩省基本上完成編練任務外，其餘各省或有名無實，或減少計劃。浙江號稱已建成一鎮，實際上官兵還不滿5000人，不足定額的一半。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