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夷狄入主，明末顧炎武所謂“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說十三世紀的“蒙古風暴”洗劫歐亞，萬里荊棘銅駝。野蠻人有時候也“創造歷史”。漢文明在血泊裡依舊有“同化”的韌力，不覺自己也被野蠻“同化”了幾分，卻是無人深究的。
北宋遷都爭議始末（網文摘錄）
古人沒有機會拿起放大鏡、轉動地球儀研究所謂“地緣政治”。
地理在衝突中的作用從來沒有被忽視，但是從來受到視野的限制。可以責備前人缺乏遠見，不能以為他們愚蠢，因為高明的實踐者不會脫離他的時代和環境，眼前的、現實的威脅才是最需要認真對待的。“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心態，只要不大聲喊出來，沒有人指責你。
自然、政治、經濟是構成地理的要素，心理、傳統乃至偏見影響著對地理的認識。
過程合理而結果荒謬，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悲觀者解釋為宿命。宿命其實就是“已知”砌成的一口井，你只能老老實實坐在裡面看天。不乏善於空想的先知，從方寸天空感知到了宇宙，但是最好作為秘密藏在心裡，說出來就是異端。
比如海洋，中國史上，海洋的作用曾經只是出產鹽和海鮮。宋朝開放和逐利的心態使海洋和貿易發生關係。海洋受到的輕視仍然顯而易見，它的魅力甚至不能觸發文人寫作的情緒。
明朝三保太監的神秘行程，至今爭論未休。緊接著時斷時續的海禁，朱棣子孫害怕的恐怕不僅僅是東邊島國的海盜，加上明朝清高，不重利，理所當然拒絕了海洋。直接後果是扼殺了人民的冒險jīng神，腰斬了航海技術的存續。
東邊的大海和西部的高原一樣安全，是天賜保護中華沃土的屏障，除了颱風和海盜，海洋不會帶來其他威脅，這是毋庸置疑的常識。
1840年，英國艦隊的巨炮宣示，常識也與時俱變。
中原是核心地域，南方充滿變數，威脅來自北偏東北。這就是宋朝初期的地緣政治。
從祖國地圖上可以看見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的中心曾經長期徘徊在現代陸地疆域的中心。很像巧合。
過度開發致使得地力拔盡、風沙緊逼，連年烽火摧毀秦磚漢瓦的同時也摧毀了人們的信心，五代開始重心向東遷移。建炎南渡是一次被動的戰略轉移，而朱元璋幾乎成功地把南京營造成新的中心。歷史差一點弄巧成拙。感謝朱棣的燕王經歷，遷都běi ；jīng是他的最大功績，從此南北不能分割。後來中華雖飽經磨難，基本疆域因此得以儲存。
汴梁（開封）受到青睞不是偶然。汴梁居於中原腹地，四周河道縱橫，沃野千里，汴河、黃河、廣濟河和惠民河可通漕運。
河流是自然的賜予。古代物資調運，以水運最為經濟便捷。南方豐富的物產早已不可或缺。隋煬帝開鑿運河的意義不亞於秦始皇的修建萬里長城。
汴河連線黃、淮，隋唐以來一直是水運要道。開封扼汴河咽喉，西經黃河、渭河連線洛陽、長安；東南經淮河、運河直通長江，聯絡南方各地。
“汴水橫亙中原，首承黃河，漕引江南、荊湖，其利遠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宋史河渠志》）
除了北方無險可守，一切完美。
南宋章如愚《三都論》，對長安、洛陽、開封的地理有冷靜的總結：
“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遮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遮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並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
明末清初，中國自己的地緣政治家顧祖禹在他的鉅著《讀史方輿紀要》中作如下結論：“都汴而肩背之慮實在河北。”
他們闡述的是現象，從諸多內訌結果看見的現象。河北為什麼剋制河南？堪輿學的解釋過於玄奧。從正常思路分析，河北開發已久，與河南相較，不落下風。同樣道理，河北建都，也難抵擋河南的衝擊。
開封周圍缺少天然屏障，地形決定了它只能成為一座美麗的和平之都。
北方勢力長期威脅黃河文明，西北在與漢唐的對抗中落敗，大的民族紛紛向別處尋找出路，小民族無論成敗，難逃被融合的命運。
契丹和女真的中心都在東北，或遊牧或漁獵，人民驍勇。契丹乘五代之亂，前鋒南進，將幽雲納入囊中，成為與北宋叫板的資本。
失去幽州一線的防禦，北部邊防只能以河北為縱深。河北地勢平坦、地域廣大、難於防守，騎兵可以來去如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