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是高興的事，可這讓我們提心吊膽。因為觀眾喜歡的往往是“領導”反對的。
製片廠把這個段子中的兩分鐘鏡頭，編到紀錄片裡。電影審查歸姚文元管，姚文元看後沒有說什麼，就算審查透過了。他這兒一透過，電臺、電視臺也順勢播出。因為當時姚文元比于會泳官大，所以過後也沒有找後賬。
整個中國曲藝界萬馬齊喑的時候，相聲作品《友誼頌》還是誕生了。《友誼頌》是“文革”開始後，我真正創作修改的第一個相聲，傾注了心血。儘管作品中留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可總算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友誼頌》與全國人民見了面。自播出後，收到全國各地不少聽眾的來信，信中充滿對相聲藝術的感情。有的信裡還充滿對當時文藝政策的反感和抨擊。看後，都不敢保留，付之一炬。相聲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在夾縫中生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至於如何達到藝術上的發展和創新根本談不上。
幾經周折的《友誼頌》（3）
當時，我的狀態就是拼命地掙扎。指導思想就是“只要為相聲爭得一席之地，此生就沒有白來！”“文革”以後，聽到一些反映，說文化大革命時期相聲不景氣，但是隻有一個人最受寵。這“一個人”指的是“馬季”。說相聲不景氣是事實，但說“受寵”不敢當。“文革”中有整人的，有捱整的，有整完人又捱整的。是非顛倒無人倖免。現在，“文化大革命”過去沒多長時間，奇怪的是“許多事情”竟然沒法說清楚了。
人生苦短。不願花很大的工夫，無聊地去辯解，去為自己解釋什麼了。願意有生之年，再為相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我想會更重要，更有意義。
一些事情，總得有人來做；
一些苦，總得有人來受。
《友誼頌》畢竟是我在那個年代，一次特殊的創作經歷。這段相聲的很多語言，成為當時的流行語言。而且，很多六七十年代出生人以為相聲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
引起風波的《戰歌嘹亮》（1）
1976年，中央文化組給說唱團發來通知，7月份要舉行全國曲藝調演，主題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要求作品必須寫“路線鬥爭”，寫“走資派”。團裡緊急召開會議，立即佈置下去創作新節目的任務。
當時考慮到侯寶林先生沒有新節目，就把《老青年》這個節目給了侯先生。上面要求，再創作一段。於是，就有了後來引起很大風波的《戰歌嘹亮》。
當時，我帶著唐傑忠、李文華、趙連甲、郝愛民以及團裡的創作人員楊錫鈞等，下江南深入體驗生活。這“江南”，即是我和唐傑忠、楊錫鈞，一個月前才離開的桃源。
採訪中，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採訪重陽河壩。這座河壩是當地同志自力更生建起來的。公社堅持要修河壩，以解決本地幾千畝灌溉問題和附近幾個村動力和照明發電問題。可是重陽公社很貧困，除了糧食之外，其他收入微薄。討論中，觀點交鋒比較激烈。一部分人認為勞民傷財，要修，請上面撥款；另一部分人堅持自力更生，寧願少分配也要修河壩。結果後者佔了上風。
經過一年多艱苦奮鬥，全社勞力挑土鑿石，用竹筋代替鋼筋，修起了河壩，能發電，能灌溉，被評為自力更生修水利的先進典型。
第二件事是修“三八渡槽”。這座渡槽二百多米，全用石頭砌成。在比較貧困的和平公社，它能灌溉一千多畝農田。我們去採訪時，渡槽已經修好，正在搞後期配套工程。當時有一百多名婦女在山間鑿石頭，丁丁當當的聲音，不絕於耳。渡槽橫跨兩山之間，石頭是深紅色，像一道彩虹，格外雄奇。我們看著姑娘們靈巧地打石、鑿石，深深地被吸引了。她們告訴我們，雖然很苦很累，但她們都不怕。還自豪地伸出已有老繭的手說：“這座渡槽，就是我們婦女憑兩隻手打出來的。”
採訪回來，我們集中在桃花源山上小招待所創作。大家聚在一起整理、研究採訪題材，討論了很久，確定了一條矛盾主線：自力更生與“等、靠、要”。我們設計了一個青年女大學生回家務農，帶頭興修水利，自力更生搞水利建設。還設定了一個對立面：“搖頭書記”，請示他什麼事都搖頭，總是強調困難，什麼都“等、靠、要”。整個作品以戰歌貫穿。
這個作品構思很認真，但是由於受###的束縛，創作時總是戰戰兢兢，寫起來很不順利。為了節約時間，我和王兆###師採取了大家討論完的框架，由我口述，王老師筆錄，有爭議的地方，停下來討論，然後繼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