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產黨，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與願違，日本人不讓他實現自己的夢想，將侵略的魔爪向中國繼續延伸，他們得隴望蜀，佔了長城又想再飲長江水。蔣介石一心想剿滅共產黨再扛抗日旗。可是，紅軍不僅沒有被剿光，還長征到達陝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此時熱心內訌的蔣介石仍痴迷在剿滅紅軍的夢境裡，沒有清醒過來。直至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逼蔣抗日。蔣介石惶惶覺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之時，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調停下，蔣介石終於答應六項協議，即：（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黨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力；（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五項條件和四項保證。蔣介石被迫同意確立停止內戰的國共合作政策。此時，國共兩黨表面上握手言和，攜手抗日，實際上，蔣介石將抗日二字還只是掛在口頭上，沒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軍竟然要登岸保護閘北一帶日本僑民，要求十九路軍撤退30公里。蔣介石當時想的是，中日矛盾應該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暫且答應了日本人的無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慮中國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軍撤退30公里。
蔣介石的軟弱給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動飛機，對閘北、真如一帶狂轟濫炸，炸死炸傷我許多無辜老百姓。十九路軍官兵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奮起反擊。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淞滬戰役爆發，國民黨十九路軍擊斃敵軍萬餘，逼得敵人換了三次指揮官。明明是勝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簽訂了妥協退讓的《淞滬停戰協定》。蔣介石讓中國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盧溝橋的槍聲，又讓蔣介石寢食難安。
老蔣的態度變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同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九人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人率領全體紅軍，打電報給蔣介石表示：“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在中國共產黨及全國民眾的鼓動及催促下，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談話會，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參加了廬山談話會。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就盧溝橋事變發表了較為強硬的講話：“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繼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決。”蔣介石在講話中還提出了中國政府的四點明確立場：
（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我國外交最低限度。
蔣介石在7月17日的講話中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的這次廬山講話，於7月19日以“最後關頭”為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7月20日，蔣介石由廬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國軍政負責人，到南京研討抗日對策。同日，反蔣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電錶示擁護中央，決心抗日到底。國民黨內部的其他反蔣派系也紛紛表示擁護蔣介石抗日，服從蔣介石的指揮。
此時的蔣介石在抗日態度上，仍在談與打中猶豫，不過喊打的聲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軍，不管蔣介石採取什麼態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