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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紙請人謄寫過的，經過校正的這份筆記，送給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著同樣光輝的歷史和聲譽，結果和在北京一樣，也認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給我。不必問，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輕的朋友，在讀了本書的原稿以後，主動地非常熱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寫信推薦這本書，他在信中寫道：
“顧準同志，作為老一輩共產黨員中的理論家，他所留下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啟示卻是很少人能與之相比的。他的理論貢獻是歷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論上最重要、同時又是最會混淆不清的地方，給我們留下了極可寶貴的意見。若不是得益於他的學問，他的精闢見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語言，我們至今對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還會在迷霧之中。”
這位青年同志很謙遜，他說：“我們沒有能力來全面評價顧準同志在理論上的貢獻。在這裡，我僅能從出版價值的角度，對顧準同志的這些文稿作一些評論。”下面，摘錄一些他的評論。
“《基督教、希臘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個學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學者對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簡短又精闢的評述，西方文明的這一段歷史引起了東方人最大的好奇心，也最為東方人所難以理解。特別是從他對西方文明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看到了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別。現在，‘東西方文化比較’已成為最熱門的話題，這篇文章可謂是這方面的一篇傑作。
“在《希臘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許多精闢的議論。他對斯巴達（Sparta）體系的評論，反映的是這位老共產黨員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這篇文章的最後寫道：‘中國的專制政權本身就是社會鬥爭的一方，不是哪個階級手裡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深刻理解和對中國政治的透徹思考。只有像顧準那樣熟知東西方文明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才會提出如此精闢的見解。
“顧準同志的學識更反映在他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文中。（《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已決定刊用，正式出版前臨時被抽掉。1981年5月上海《社會科學》並正式發表過。——作者注）這篇文章在學術界曾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已不必在此多說。要指出的是，這篇文章給我們這一批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的教益是前所未有的。
“《關於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文，反映了顧準同志對當代資本主義研究的成果。文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存在的矛盾和發展趨勢都作了分析。令人驚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那樣惡劣的研究環境裡，他何以能產生出這些真知灼見？這些見解即使在今天，也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堪稱高論。這似乎多少讓我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就是因為聚集了一大批像顧準這樣明察秋毫、才華出眾的人才”。
夠了，引述得已經夠多了。這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者在認真審讀這部文稿以後，反應也是十分積極的，1988年6月，編者提出了以下意見：“全稿文字凝練曉暢，筆鋒犀利，激盪人心，讀來愛不釋手。”認為“作者忠於革命，熱愛人民，他寫的文稿出於憂國憂民之心，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從觀點到語言都不超出學術範圍”，因此可以出版。認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萬馬齊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這一系列真知灼見，他的智慧和勇氣實在令人欽佩”；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我為此書寫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讀了清樣，滿以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樣書。然而，誰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以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本書終於未能面世。這一擱，整整三年過去了。
現在，歷經艱辛，終於見到了天日。魯迅在為《白莽作（孩兒塔）序》中曾經說過：“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更覺得寢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