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給它企圖流佈的。”這些年來，我手裡捏著的不僅是一團火，而是一團熊熊烈火。現在，當我手裡捧著這本裝楨樸素的遺著，終於見到了先兄的遺墨，因此而能得以流佈，心裡感到的欣慰是難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會稍稍感到意外吧，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他為我寫的這些“筆記”，居然還會出版。
既然結成集子出版，需要為之題一個書名。《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我提出、在同時提出的五六個書名中經過反覆推敲、斟酌後選定的。曾經想採用《娜拉出走以後》為書名，徵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見，他也認為還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好，這個比較嚴肅的書名符合書的內容，不會產生誤解，就這樣定下來了。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大體上體現了本書各篇蘊含著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認為：不僅如此，也可以認為它概括和如實地描繪了作者一生走過來的路。其實，也不光是他一個人如此。不是嗎，所有和他同時代的人，不是都從“30－40年代的戰爭與革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這種理想而引起的狂熱，宗教式的狂熱”（引文如未註明出處，均見本書，以下同）中走過來的嗎？不是都經歷過50年代“一天等於二十年”那種狂飆式的革命浪漫主義嗎？不是都需要從理想主義轉到經驗主義嗎？所不同的是，作者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象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蹟，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現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將來的問題，而是緊迫的現實問題。它正在困惑著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經驗主義地解決現實問題。作者在這裡斬釘截鐵地向我們表示將：“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作者從他自己的親身經歷（這種經歷應當是和作者同時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體會，斯巴達體系（即平等主義、鬥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作者還進一步極其尖銳和深刻地認為“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鬥爭中無窮盡的試驗和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這樣，作者又把我們拉回到了現實世界中來。不過，正如作者在這裡極為惋惜地指出的那樣，“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
我們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中來的，我們經歷了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切，現實生活又向我們提出了許多過去從未想到過的問題。顯然，從革命導師那裡不可能找到現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嚴肅的科學態度，不帶任何偏見，嚴峻地重新審視和剖析人類迄今為止、尤其是現代的全部歷史經驗（當然包括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提出合乎歷史邏輯的對未來的規劃。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堅決地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的根據，我認為。
詩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是散文的時代。
陳敏之
1992年8月18日
顧準《顧準文集》目錄頁
附二：顧準傳記
一
顧準（我的五哥）於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經14年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喪失親人的感情上的衝擊已經過去，現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親人來為他寫傳略，仍不免蒙上一點感情色彩，雖然這篇容量不大的傳略並不企求對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評價。
顧準，1915年7月1日（農曆5月19日）生於上海一個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輩中行五。因外家無子嗣，自幼從母姓。原籍蘇州，民國初年在父親一輩舉家移居上海。父親晚年業中醫。以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927年在黃炎培所辦中華職業學校舊制商科初中（學制為二年）畢業後，由留雲小學母校教師殷亞華推薦，經王志莘介紹入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
1927至1937年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