級，他們的特權傳給子孫，不接受新成員進來參與特權。希臘思想家們稱之為全權政治Timocracy（政治權利和特權的授與，以財產多寡為準）的原則，早期似乎很少（如果不是全然沒有）應用。梭倫以前的時代，我們不知道有其例項。所以，由於家族自然增殖和財產的變化，就會發生這樣的情形，許多個別的gamori一點土地也沒有，也許比不屬於這個等級的的小自由業主過得更壞；同時，小自由業主中的某些人，和城市裡的工匠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大概也同樣地上升到富有和顯要的地位。這樣的一種〔剛硬的〕階級區分，令人厭煩的不平等因粗野的舉止而更為難堪，不足以適應居民中各個人間相對地位的變化，在其中，不滿和爆發是不可避免的。最早的僭主，通常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階級中的有錢人，他成了不滿現狀者的壯士和領袖。無論他的統治怎樣暴虐，至少它是對全體人民的一切部分毫無歧視的嚴酷和暴虐；而當反對他或反對他的繼承者的反抗時刻到來的時候，這個共同的敵人被全民一致的努力趕跑了，那時要作某種可觀的削減，而復活先前存在的排外的不平等的制度，那是很難做得到的。
不算買來的奴隸，每一個希臘城市共同體的民居，通例包括上面列舉的三種成分——擁有可觀數量土地的業主和依附於他的村民，小自耕業主，和城市手工業者——這三種成分以不同的比例存在於一切地方。但是公元前7世紀以後的希臘事變的程序，傾向於繼續不斷擢升後兩種成分到比較重要的地位；同時，前者在早期時代中的權勢已經達到了頂點，要有變化，只有衰弱下去一途。絕大多數城市的武裝力量最初是他們組織起來並掌握在他們手裡的。這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兵組成的騎兵，馬是在他們的土地上餵養出來的。這就是公元前7—6世紀間，在優卑亞島的卡爾客斯和埃立特利亞，同樣，在伊奧尼亞的科羅卡和其他城市，以及直到公元前4世紀繼續存在於帖撒利的原始的寡頭政制的民兵。但是小業主和城市手工業者逐漸興起了，重灌步兵取代騎兵就標誌了〔這種變化〕。此外，還發生了重要性不亞於此的進一步變化，即抵抗波斯所導致的希臘戰船——船上配備有聚居於沿海城市的一大幫水手——的大量增加。希臘諸共同體的這一切變動，都傾向於打破我們最初的歷史知識開始時的那個封閉排外的寡頭政體；並把它們引導到，或是更為開放的、包含擁有某種數額財產的一切人在內的寡頭政體，或是民主政體上去。但是兩種事例下的轉變，通常都是有一個僭主時期介在其間。
（下略）
（譯自Grote：History of Greece，VoeⅠ，Mnited stateo Book pany ed part，Ⅱ ChX，P531—547）
顧準《顧準文集》
附二：托馬斯·阿奎那“政治學”語錄
直接看一看基督教的聖者的政治理論，對於理解（1）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宗教；（2）基督教文明，其實就是希臘羅馬文明這兩點也許是有幫助的。
托馬斯·阿奎那（Thomes Aquinas 1227—1274年），是羅馬天主教極盛時期的著名的經院哲學家，他是使基督教的神學轉而直接以亞里士多德為根據的第一個人。他死後被教廷追贈為聖者。直到現在，羅馬天主教拿來跟普世的反宗教和蔑視宗教的思想體系相鬥爭的，還是他的哲學體系。所以，當代的天主教哲學，稱為“新托馬斯主義”。
下面摘錄據《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1963年商務印書館版。
一、人的始因，上帝的救恩和人的幸福
人的始因，……就是按其自己的形狀以創造人類的上帝。
只有上帝才能滿足那種存在於人類心中的慾望並使人幸福。
人……能夠依靠理智來認識普遍存在的善性，並依靠意志來要求獲得這種善性。但是，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正是上帝而不是別人，他不僅給予國王們和人和禽獸所共同享受的世俗的超渡……“唯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以賽亞書》第51—56頁）
二、社會的統治者和藝術家科學家的地位……並無二致
在每一種藝術或科學方面，凡是能夠正確地支配別人的，總比單純勝利地執行別人指示的人更值得稱道。在純理論科學方面，能用教學的方式向別人闡釋真理，比只能瞭解別人的教導更為重要。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建築師同努力按照他的設計圖樣興建房重的工匠相比，就因為他設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