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目的本來就是為的土地。當地土著臣服於新國家的，不會成為奴隸。因為土著嘛，有臣服的，還有沒有臣服的，你把他們當牲畜，你在此地就不容易站住腳跟。不如讓他們自己種一片地，徵收他們一些貢賦和勞役，一句話，讓他們成為新國家的農奴階層。
新國家發達了，又來了第二批第三批移民了，於是或者第一批公民成了貴族，而新來者也取得公民資格。或者第一批公民成為貴族公民，新來者成為食客、依附者或者貧民，亦即非公民。
這些新國家要有奴隸，那是後來的事。最通常的奴隸是打仗的俘虜。可是國家懂得把俘虜當作奴隸出賣應在商業貨幣已經充分發展之後，否則的話，典型的奴隸制度還是發達不起來。這裡涉及殖民城邦的工商業和貨幣化，這在希臘的小亞細亞諸城邦是八九世紀的事。而那裡出現奴隸制，則比這要晚得多。
5、埃及、巴比倫等所謂“東方”，沒有希臘羅馬的奴隸制，這一點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隸制的（注意，馬克思用“古典的”一詞，指歷史的古典時代，即希臘盛期和共和羅馬時代，包括奴隸制和奴隸制還未發展起來的“公民城邦”時代）、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個亞細亞的。把馬克思的奴隸制擴大到“東方”，取消“亞細亞的”這個範疇，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斬釘截鐵地不準淡“亞細亞的”，於是對馬克思，亦即對歷史的強姦完成了。
馬克思本身也受了極大的時代限制。馬克思的古代史學，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水平，那時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和埃特魯利亞文明，換句話說，除迦太基而外，歐洲另外兩個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你現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馬克思關於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錄，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來。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說的，都確實代表馬克思的意見）認為羅馬、雅典，都是“以民族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國家。換句話說，把歷史滄桑，最後在海上文明影響之下形成的，迥異於部族國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樣的前國家的部落聯盟等同起來，這真是天大的錯誤。要知道，從易洛魁人的部落聯盟，到埃及、巴比倫那樣從部族王基礎上成長的國家之間，相隔多少個歷史階段？而埃及、巴比倫那樣的亞細亞國家，和海上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條路，在其間畫上等號，真是誤盡蒼生。
這一點不能全怪馬克思（馬克思的目的論哲學當然還是有責任的），因為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史學上出現了一個考古學時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徹底更新了。繆靈珠譯的《古希臘史》（塞爾格葉夫著）的開頭幾章，對此作過一番很過得去的交代。此書不難借到，實在很可一讀。
中國的歷史學家閉著眼睛跟斯大林走，現在讀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李亞農的《史論》，覺得他們實在可憐。
1974年8月
顧準《顧準文集》
統一的專制帝國、奴隸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戰爭
你認為科瓦略夫沒有提供答案的那些問題（此處係指科瓦略夫著：《古代羅馬史》），我自然也無法提供答案。不過你的那些問題，確實是歷史的，也是人類的也許是永恆的問題，史學家與哲學家對此的討論，盈篇累牘，我自然也在這中間泡了這麼幾年。答案沒有，意見是有的，隨便寫一些在下面吧。
1、關於君主專制或統一帝國的問題，歷史上見到過兩種型別：一是埃及、巴比倫、中國、印度的型別，即從部族王國並立，經過戰國時代，到統一帝國的型別；一是希臘、羅馬型別，即從海上文明的城邦國家林立，經過連續的征服以達於統一帝國的型別。一句話，從文明初起，經過分散發展，達到統一帝國，似乎見於世界上各個文明，幾乎可以說是規律。
你還記得，兩個多月以前，我跟你說過我的“迷惑”。我寫《希臘城邦制度》①，本來是有感於在希臘那種小邦林立，相互競爭中，個個創造性發揮到頂點，創造出燦爛的希臘文明，其中關於哲學、科學、文學的，至今我們還在深受其惠。所以要寫，是想歌頌它。可是寫著寫著，對於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間的自相殘殺，甚至不惜勾引希臘文明歷來的大敵波斯，而且這個波斯帝國，此時已經奄奄一息，而希臘則縱然在自相殘殺，還是方興未艾——對這種不顧大體實在受不了，不知道該歌頌不，有點迷惘起來了。事實上，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實在是歷史奇蹟。可是歷史上最先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