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黑格爾，只要在《法哲學》上論證普魯士王國的秩序合於大革命的原則，“真善一致”就達到了。
附帶說說，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上論到黑格爾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那兩句名言的時候，給黑格爾塗上了大量的脂粉。只要讀讀黑格爾的《法哲學》，讀讀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就可以知道，這位所謂內心蘊藏“革命憤火”的哲學家，其實不過是普魯士王室的有學問的奴僕而已。
馬克思對於黑格爾上述那三條，都接受過來，又都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真善一致，即理論與實踐一致，接受過來了，不過從此，理論與實踐一致就是真刀真槍，“玩兒命”的事情，可不是空談所能達到的了；第二，實踐，在培根，基本上是生產的實踐，馬克思是革命的實踐，“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2條），可不是紡紗的騾機、蒸汽發動機和電燈電話之類的真理性，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理性——請注意，這裡用上了“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這幾個字，要其意味著異化的消滅而言，翻譯成“在地上實現天國”，應該確未歪曲馬克思的本意；第三，豈但普魯士王國並未體現真善一致，迄今為止的歷史都不足以體現“真善一致”。就建立真正真善一致的人類世界而言，迄今為止的歷史，不過是人類的史前史。——這幾句話，見於《反杜林論》一書，你如果拿來與《費爾巴哈論》對比對比，又可以體會出兩者實在不是一個調子。
（四）這一結合的後果
這一結合的後果是異常巨大的。從政治上來說，它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以神聖性。從哲學上來說，到此為止的唯物論幾乎都是經驗主義的，唯理主義則是唯心論的。現在唯理主義和唯物論結合在一起了。不是稱做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嗎？按照上面我們對辯證法本性的描摹，把它譯成唯理主義的唯物論，顯然是順理成章的。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1條，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讀，可以體會出上述的意思來。
（五）馬克思本人坦然承認的辯證法——歷史的和邏輯的一致
馬克思凡寫到他的哲學的時候，他都坦率承認這一點。他的最晚的哲學著作，正式發表的是1873年的《資本論第2版跋》（見於中譯本第1卷卷首）。在那裡，他自認是黑格爾的門人，自認“賣弄”辯證法。在此《跋》中，辯證法究竟是什麼，他自己沒有回答，他引了一個俄國人的書評所寫的他的方法論，這也可以算是他自己所作對於辯證法的定義。這個定義，請注意，和《反杜林論》第1篇第12、13兩章是不一樣的，不過，《反杜林論》馬克思是同意的，所以《反杜林論》可作《跋》的補充。
另外，列寧再三強調過《資本論》方法論中歷史的和邏輯的一致，這一點，確實體現於《資本論》全書。不過，我們還應該再來琢磨琢磨歷史的和邏輯的一致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想，只能作這樣的解釋：（一）歷史按照邏輯的必然性而發展：（二）這裡所說的邏輯，不是什麼A=A、判斷、推論之類的“思維規律”，而是中國人所謂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驗的東西。①下列一段話要作為上述意思的正面證明微嫌不足，不過也可以嗅出“道”的強烈氣味來：
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絡。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一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跋》）
① 中國人所謂“道”，外國人也有現成的名詞，叫做羅各斯（Logos），和邏輯（Logic）差一點點。神化的邏輯既是Logos。《新約》的“約翰福音”首句“泰出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這個“道”，英譯本是Words，不知希臘文原文是什麼字。我猜測還是Logos。
（六）“破”與“立”，體系與方法
歷史的與邏輯的一致，按字面解釋，也可以釋為“歷史發展，合乎我的理論；我的理論，說清楚了歷史發展的規律”。這不是曲解，唯理主義者之所以是唯物主義者，只因為他們堅持了這一點。
可是這樣一來，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所指出的黑格爾的方法和體系的矛盾，不免也要見於一切唯理主義者，馬克思也不免。
“方法是革命的”，也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