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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制度是從氏族民主直接演變過來的嗎？
我們把什麼是城邦制度在概念上略加澄清以後，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制度是從哪裡演變過來的，又怎樣演變過來的？接下去，我們還要對它的發展和消亡過程，它的長處和弱點，它對後來歷史的影響略加探討。
許多著名的歷史家對上述第一個問題有十分肯定的答覆：城邦制度是從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變過來的。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解釋，我們就不能不問，一切民族都經歷過原始公社階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徵，我國當然也不例外，那麼為什麼我國古代史中找不到一點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涉獵一下中國以外幾個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兩河流域、以色列和敘利亞、印度、波斯等等的歷史，我們發現在那裡也同樣找不到什麼城邦制度的影子。我們就不能不懷疑，城邦制度的希臘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東方史中，政制的演變倒是具有某種共同之處的。
共同之處是，它們都存在過“神授王權”——有一個身兼軍事領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國史籍的語言來說，叫做“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的最高統治者，即君主。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人民是他的“臣民”。這種王權起源於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質的部落的王，也許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選軍事領袖，因為那在遙遠的古代，不可能見於史籍。部落王透過兼併建立起來一個王國，他自己部落內與他一起從事征服的戰士成為新王國的貴族，被征服部落的人民成為新王國的臣民。隨後這種“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的征服業績被渲染為神的業績，在征服中建立起來的王權也被渲染為神授的王權。王權所依靠的是軍事力量，但唯有當“手執寶劍”的王同時又是“受命於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權威，王權才世襲得下去。王權是神授的，所以我國周代的王稱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兒子”。古代東方諸國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權神授所用的說法五花八門，各盡其妙，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這種“神授王權”歷久不變，“神授王權”的“政體”，按黑格爾的說法叫做“東方專制主義”，其性質和城邦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既然東方各國政制演變有其通例，希臘城邦制度則是例外，那麼何以同樣從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發，後者直接演變成為城邦制度，前者都幾乎沒有任何例外地走上“東方專制主義”的道路了呢？從亞里士多德起，許多西方史家對此作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斬釘截鐵的解釋，言詞雖不盡一致，卻可以亞里士多德下引幾句話為其代表：
“蠻族王制（是）僭主性質（按即東方專制主義式）的王制……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為富於奴性；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為富於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政治學》，第159頁）
看起來，身為亞洲人的中國人的我們都沒法“接受”亞里士多德和與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釋的。
“沒法接受”，多少有點感情用事，就是我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這樣侮辱性的解釋。感情當然不能代替歷史事實。如果歷史事實確實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麼辦法？可是，歷史研究確實證明了這樣的史實：遠古希臘一樣存在過“神授王權”，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權”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東西，它並不是直接從氏族民主遞嬗過來的。於是，我們東方人在比較我們古代的專制主義政體和希臘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區別之後，理該進一步探索：是什麼環境，透過什麼方式使希臘的“神授王權”演變成為城邦制度，還應該進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樣發展演變，它對後代歷史留下了什麼影響？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以下，我們就來逐步展開這一探索。
顧準《顧準文集》
第二章 遠古希臘存在過神授王權
希臘史上的所謂英雄時代
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古代史研究上出現了一個“考古學”時代。在這個時代之前，比如說關於希臘史的研究吧，所根據的主要是古典時代及其後的希臘歷史家留下來的史籍，加上長期來蒐羅到的碑銘和文物。在古代希臘典籍中，最古的是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Illiad）、《奧德賽》（Odyssey）和希西阿（Pesiod）的《神譜》及《勞動與時令》等詩作。其中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敘述了亞該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