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鏡面前都變了形。大世界的哈哈鏡使人看到自己被醜化了的形象哈哈大笑；某種權威人為的哈哈鏡不但把人的形象扭曲，並且因此著實遭了殃。這樣的悲劇當然不止發生在五哥五嫂這一對生前兩情相篤的夫婦身上。
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骨灰堂，我還是第一次去，墓地的氣氛總是肅穆的。骨灰堂室內的光線很暗，於肅穆之外，更增添了幾分陰沉，他們倆的骨灰盒存放在室內右內側角落的上部，我不得不爬上梯子仔細辨認。我和五嫂最後一次相見是在1967年11月（我回上海後沒過幾天，就失去了自由），至今已有26年，送別五哥也已19年。這些年來，歷史又寫下了新的篇章，你們都已不及見。而今，在歷盡苦難以後，你們魂歸一方，又相聚一起，可以互訴衷曲，互致慰藉。天國（如果有的話）總比人世間少一些煩惱。我這個後去的弟弟也可以稍稍心安了。
看望在京的顧準的一些老朋友，是我此去北京要辦的第二件事。這些顧準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兄長輩，他們之中有的已接近90高齡，如駱老（耕漠）、冶方同志的夫人洪克平（我們都習慣地稱她為洪媽媽），他們兩位都已88歲，可說已是耄耋之年；有的也已超過80或已接近80，如林裡夫、徐雪寒、雍文濤、陳易、周靜等同志。他們中間有的曾在不同時期不止一次地和顧準在一起工作過，不只有著一般的工作關係，而且有著很深的私誼。冶方同志的夫人和汪璧以及我的母親就有著親如家人的情誼。1976年唐山地震，冶方夫婦來上海暫住，就曾一起來探望過我的母親。尤其感人的是，1974年顧準住院病危期間，林裡夫和她的女兒姣姣、駱老（還有他的夫人唐翠英）、陳易、張純音（已故）等同志，盡心盡力地在病榻邊幫助我照料護理病人、找醫生、辦理各種事務。作為顧準的弟弟，對他們這種高尚的情誼，理應表示由衷的感謝。真的，今後說不準哪一年有機會能再來北京。再說，我自己也已74歲，體力明顯地不如過去。不用說，這更增強了我必須在北京多住幾天的設想。可以告慰自己的是，這些打算都如願以償了。
1980年2月，為顧準、汪璧召開追悼會以後，也就是前敘的這些老朋友曾經有過為顧準出一本書（文集或紀念文集）以資紀念的設想，對此也曾議論過。後來因為感到條件不夠成熟而擱置了下來。這些年來，除了譯稿（熊彼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羅賓遜夫人：《經濟論文集》），會計學著作（《會計原理》，《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已先後出版以外，其他著作已出版的有《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書。即使將譯稿和會計學著作除外，出版一本文集的條件也已具備。徵詢這些老朋友對出版顧準文集的意見是我此行另一件要辦的事。他們的贊同和支援極大地鼓舞了我。現在，這本書已經編竣定稿，補充了一些應該補充的文字，有望能在明年五哥逝世20週年之前問世，使顧準生前老朋友和我多年來的宿願能夠實現，對我來說，沒有其他任何事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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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九·一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奉行錯誤的不抵抗政策，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意志，好端端地把我國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相距不到半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又因為國民黨政府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以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而使轟轟烈烈的這場抗日戰爭被迫停止。國士的淪喪，亡國的現實威脅，深重的民族危機，大大促進了當時一代青年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正像我國許多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那樣，他們並不是生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尋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逐步發現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1931年至1932年，顧準當時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但他已經開始在尋找我國的革命道路。我記得那時星期天他經常和三哥一起去東方圖書館，①也經常從當時上海出版的外文報紙中尋找紅軍活動的足跡和動向。1934年初，以他和李建模為核心，成立了一個自發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進社。進社的成員奉行“坐而論，不如立而行”的宗旨，積極尋找黨的組織，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這樣說，從1934年至1956年，他是一個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在擔任江蘇省委職委書記期間，雖然也曾寫過不少文字，但是這些文章大體上都屬於闡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或則對於當時的實際工作具有一定指導性的評論。將近10年前，當時和顧準在一起工作並且熟悉他利用筆名的一位老朋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