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在這篇文章中，艾思奇還寫道：“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以要宣傳唯心論的哲學，就因為他們需要把一切道理顛倒，……在物質上壟斷了政權，在思想上也就壟斷了真理，……明明是腐敗政治摧毀了民眾的抗日積極性，卻說‘國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實際上是藉此為私。這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們領教得多了，中國人民受矇蔽也不會太久了。”“總而言之，《中國之命運》的哲學是愚民哲學，在‘真知’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無知，在‘力行’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盲從，我們應該反對這種欺騙人民的極端有害的哲學。”在這篇文章中，艾思奇不僅揭露了蔣介石集團###反人民的封建買辦性的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同時又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宣傳和讚賞，而且對人民大眾掌握明確哲學道理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作了鮮明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後，艾思奇歷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兼任中國哲學協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從此，他更加重視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認為哲學的產生和發展，要依賴自然科學，反之，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要受哲學的影響，正確的哲學能推動科學的前進。艾思奇既反對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又反對誇大哲學的作用，反對把哲學庸俗化、簡單化，企圖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作法。1959年，中央黨校一次開辦自然辯證法班，他親自佈置計劃且常常講課。在他的指導下，中央黨校還編寫了比較系統的自然辯證法著作。在中央高階黨校開辦邏輯班時，艾思奇親自抓教學，並多次講授“辯證邏輯”等課程。 理論聯絡實際是理論工作者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為解決好這一問題，解放以後，艾思奇曾四下農村去參加實際工作。他能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並提到辯證唯物論的理論高度上加以分析。1958年，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去參加人民公社運動。那時隨著“大躍進”的發展，浮誇風已經開始，下放幹部也有所覺察，但正值群眾運動高潮，話說得不恰當很容易造成給群眾運動潑冷水的局面。如果默然不吭，對一個理論工作者來說又於心不安。對此，艾思奇從唯物辯證角度，寫了一篇題為《無限和有限的辯證法》的文章，既積極保護了群眾的熱情，又提出了應該防止片面性。文章首先指出：“無限和有限的相互聯絡，兩者之間對立的統一，這是 辯證法的普遍規律之一。”爾後，他用了大量的筆墨肯定人民群眾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已為中國革命所證實：“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依靠群眾，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三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了多少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在此基礎上他又指出：“必須同時防止陷入另一個片面的觀點：僅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無窮無盡，而看不見在一定的具體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窮有盡的方面，或者把這些有窮有盡的力量誤認為無窮無盡。這種片面觀點也會造成工作中的錯誤或缺點；在規定任務時主觀地提出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過高的指標，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時候不注意精打細算，合理分配，適當安排改進技術，改善操作，一句話，不會節約勞力，不會使有限的勞動發揮它可能發揮的最大潛力。”這些對社會主義建設中提出的防止片面性的建議，是辯證客觀的，它的提出不僅對當時的建設，而且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意義都非常大而深遠。  
艾思奇小傳（5）
在這之後，艾思奇也寫過不少論文、講稿，其中有《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者的歷史》、《從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武器》等，這些論文、講稿，為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82年都收錄在《艾思奇文集》第1、2卷中，該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txt小說上傳分享
作者點評
艾思奇在青年時代所學的是冶金專業，他在24歲時所寫的《大眾哲學》，抗日戰爭初期就印行到第10版。那時，進步的知識青年誰不知道《大眾哲學》，而且一提到《大眾哲學》就想到艾思奇，書名和作者的名字幾乎成為同義詞。到解放前為止，這本書就印行了32版，可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當時中國有著多大影響。他在27歲時所寫的《哲學與生活》，贏得了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的喜愛，在閱讀該書時，偉人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