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訊息走漏，遭到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預。但在章太炎、孫中山等人的竭力周旋下，會場從東京轉移到橫濱成功舉行。這時，幾百名留學生擠滿會場，聆聽當時中國革命思想家的最強音。到日本之初，魯迅等人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和基礎課。魯迅被分在江南班。平時，除了上課，就是“赴會館，跑書店，往###，聽講演”。但魯迅對那種“我在這裡罵老太婆（指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裡罵吳稚暉”式的嬉皮式講演並不贊成，認為只引得一場大笑，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透過與革命黨人的頻繁接觸，這時魯迅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強烈。 當時，中國人的長辮子被日本人譏刺為“豬尾巴”，清政府曾致電日本外交部，謂中國留學生若有剪辮者，勒令蓄髮，如不蓄髮，將其驅逐出境。1903年春，魯迅毅然剪掉辮子，成為江南班剪辮的第一人。後來，他的小說《頭髮的故事》便是以此為題材。“富士山”被削平，使他感到渾身是那樣輕鬆和解脫，他情不自禁地跑到照相館拍照留念，並將此照送給了他的浙江同鄉、至交好友許壽裳一張，照片後面題寫一首七律，名曰《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以剪辮子作楔子，表達了他對災難深重祖國的無比熱愛，以及立志救國、獻身革命的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懷。許壽裳在《懷舊》）一文中曾解釋四句詩的意思：“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生實踐的格言。”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辦雜誌、譯小說》一文中，回憶魯迅在日本的生活時說：“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魯迅不僅研究中國國民性，他還拿日本國民性來兩相比較，從中尋找中國國民性的缺點，以求抑缺揚優，振興中華。探求救國之道和博覽群書是魯迅在日本的兩大精神需求。清政府支付的留學費用，除了交納學費和購買必需的生活品，所剩無幾。因此魯迅經常節衣縮食，以便有一點餘錢可以逛東京的書店。他所買的書大都是日文版的有關西方古、近現代的文學和哲學書籍，如希臘神話、羅馬神話，裴多菲、拜倫、尼采、凡爾納等人的著作，其間，魯迅開始著手進行翻譯工作，以便將它們介紹給國內中國讀者。1903年2月，浙江籍留學生同鄉會創辦了一份雜誌名曰《浙江潮》，由孫江東、蔣百里主編。蔣百里致發刊詞說：“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剩有雄魂，發大聲於海上。”又說，“我願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吾願我雜誌亦如之，因以名。”闡述了《浙江潮》的創刊宗旨和精神。後該雜誌改由許壽裳主編。魯迅接受稿約，根據譯文材料編著《斯巴達之魂》一文，發表在該刊第五期“小說”欄，文章借斯巴達的故事，激勵國人堅強不屈的民族魂，以振興中華。  
魯迅小傳（3）
1904年秋，魯迅從弘文學院結業，沒有進入清政府指定的東京帝大工科所屬採礦冶金科，而是來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改學醫術。因為他認為：“……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學成回國，不但可以救治像其父親那樣的病人，又可以“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在仙台，學習任務非常繁重。魯迅除了學習醫學方面的基礎課程，還要學習二三門外語。對於改換專業的魯迅來說，一切都幾乎從零開始。但他憑著刻苦用功，使成績在同年級的一百多名學生中，處於中上等水平。但這個成績，很快遭致日本同學的嫉恨。他們懷疑老師洩露考題給魯迅，甚至給他寫來充滿民族歧視的侮辱信。而最使魯迅難堪和痛苦的，不是個人受辱，而是對中國整個民族形象的嚴重歧視和侮辱。一次上課，老師講完課，下課時間還未到，為了打發盈餘的時間，他照例拿出一些風景或時事畫片給學生看。其中一張上面是關於中國人的，畫面上“一個綁在中間，許多人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綁著的人是因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魯迅：《〈吶喊〉自序》）為此，魯迅等不及從仙台醫學院畢業，便毅然決然地退學了。因為他認識到，一個民族強盛的因素，身體素質還在其次，主要的還是精神。“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