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在仙台，魯迅也遇到了真誠善良、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的日本人。有時他生病了，日本同學中也有人來問候他，關心他。但令魯迅終生難忘的，是教解剖學的藤野先生對他的幫助和友誼。魯迅離開仙台時，藤野相贈一幅自己的小照，相片後題寫“惜別”二字。後來，這幀照片一直伴隨著魯迅，掛在他的書房裡。並且，魯迅還專門寫了《藤野先生》一文，以示懷念。1906年4月，魯迅告別仙台回到東京。同年夏，魯迅接到母親病重的訊息，急忙回國，原來母親是叫他回國成親。為了不使母親傷心，魯迅只好違心地同比他年長3歲的當地女子朱安結為夫妻。從此，又為了不傷害亦是傳統婚姻的受害者朱安，魯迅只好一生端著婚姻這杯“慈母……誤進的毒藥”，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創傷，自是常人所難體會的。婚後第四天，魯迅便攜同官派赴日留學的二弟周作人一起回到東京。魯迅進入東京的獨逸語學會的獨逸語學校，但當學生的成分倒小些，而是積極、堅定地開始他一生的文藝活動。早期，魯迅不是想自己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翻譯，而且尤其注重翻譯短篇文藝作品，特別是被壓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同時也看文學史和批評著作，以便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看是否可以將其作品介紹給中國，他當時關注的大多是東歐及亞非等國家的文學作者及其作品。 當時的東京，已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策劃中心，反清革命浪潮日益高漲。早在1905年8月，由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黃興領導的華興會、章炳麟領導的光復會等三個反清革命團體便聯合起來，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孫中山被選為總理。因為與光復會的領導人之一——浙江同鄉陶成章是朋友，魯迅本人也加入到光復會。因此，在他的東京寓所，陶成章、龔寶銓、陳浚、陶望潮等光復會會員便三天兩頭登門來聊天。他們談的話題或是目前的革命形勢，或是古今中外的歷史，或是文學藝術等等。有時爭論開來，口講指畫，生動激烈。要推動文藝運動，首先必須有一塊陣地作為支點。魯迅開始思考辦報刊、雜誌的事業。 他與許壽裳、蘇曼殊等人籌劃擬創辦的第一份雜誌取名《新生》。贊助資金聯絡好了，同仁也邀齊了，甚至封面、插圖等等都設計好了，不料，隨著出版之期的接近，贊助商又反悔不支援並撤了資金，《新生》最終是流產了。與此同時，光復會重要成員徐錫麟、秋瑾等先後起義失敗，慘遭清政府殺害。噩耗傳來，魯迅悲憤難抑，心情陷入極度苦悶之中。一連串沉重打擊，並沒有使魯迅一蹶不振，而是化悲痛為力量，繼續堅定地行進在革命征途。其間，魯迅寫出了一系列長篇論文：《人間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先後發表在《河南》雜誌上。這些文章，或是詮釋黑格爾的進化論，綜述人類演進歷史；或是藉科學技術發展歷史，一方面闡述它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批評那些“死抱國粹之士”，並指出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尤其應重視基礎理論科學的學習和應用；或是痛斥那些冒充“識時之彥”的新派人物，並闡述自己的思想立場等。尤其是在《摩羅詩力說》裡，魯迅不僅系統地介紹了充滿反抗精神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歐洲詩歌和作者，還提出了文學的戰鬥性，並感嘆，“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熙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對那些所謂的維新派人物失望的同時，這些言論也可以說是魯迅決心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心聲吧。 1908年春，魯迅同許壽裳、周作人、錢家治、朱謀宣五人在本鄉區西片町合租一棟房子，號稱“伍舍”。這所房子不但漂亮美觀，而且庭院廣大。魯迅等人遂遍植各種牽牛花，每到微風襲來，花香陣陣，很是惹人憐愛。這段時期，還有一件事使魯迅終生難以忘懷，那就是他同許壽裳、周作人師從光復會領袖、國學大師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章太炎的深厚國學知識，還有他那堅定的革命精神，剛正不阿、不媚權貴的學者傲骨，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不盲從古人的文人氣質，鋒利無比的辯駁言論等等，都使魯迅敬仰有加，受益匪淺。許壽裳曾回憶說，“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語，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