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了。我去賣菜。
不去上學才兩天，校長來到我家。跟爸爸講，不讀書，這孩子就永遠沒有希望了。學費我們全免了，中午的飯，也在學校吃。
我又上學了。爸爸少幹了一份半夜給商場提貨的工作，他幫媽媽去拿菜。當然，週六、週日，拿菜、賣菜的事，我是要做的。
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時間學習了，成績開始好起來，經常，考第一。
我上初一了。從上初一的第一天起，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我算過了，從初一到初三，六個學期，每學期期中、期末各考一次，整個初中應該考12次，12次，我每次都要考第一。
城市邊上（3）
我上初一之後，媽媽已經不賣菜了，改賣旺雞蛋。就在清涼門大街上的“好又多”門口賣。
我下午5點放學，放學了，就趕到“好又多”門口去替媽媽。媽媽回家還有好多事要做。賣旺雞蛋，真是快活的活兒。只要坐在那裡，就行了。從下午5點，要賣到夜裡11點，我沒有時間做作業，只好在“旺雞蛋”的攤子旁鋪開作業本。天天這樣。
許多常來常往的人已經認出我了。他們常常特意地到我的攤子上來，我家的“旺雞蛋”也不見得特別的好吃，他們就愛來。後來，竟然有小孩子的媽媽們，帶了孩子來看我，看我做作業。我不好意思做了，可是，作業總要做。
我又跟媽媽鬧過一次不愉快。
那天天沒有完全黑，一個阿姨帶著她的孩子過來，那孩子好可愛，三四歲，姐姐、姐姐地喊個不停，要跟我玩。阿姨是從“好又多”邊上的肯德基出來的。她給我帶了一隻雞塊、兩隻雞腿，還有一份中杯的可樂。真香。雖然在這門口賣了半年的“旺雞蛋”，還是第一次吃“肯德基”。
雞腿我沒吃，我帶回家，我知道媽媽也沒吃過。
媽媽問我哪來的。我說阿姨給的。媽媽不相信。媽媽以為是我終於嘴饞了，自己去買了。我也解釋不了。媽媽嘮叨地講著，也不知道她在講什麼。我爬上我吊在半空中的床，裝睡。
雞腿媽媽沒有吃，她給爸爸留著。爸爸還沒回家。晚上12點了。
後來，“非典”來了，“旺雞蛋”不賣了。
2003年，我上初二。學費要700多元。不能總讓學校免。爸爸從商場要回押金。他替商場送貨，押了900元給商場。現在要回來，給我繳學費了，他在商場送貨的工作也沒有了。
我去上學。爸爸在家，做賣早點的生意。我們賣饅頭、麵條、豆漿、包子。早上4點鐘要起來。爸爸磨豆漿，媽媽包包子，我煎包子。我只能幹到6點半，一到時間，我背了書包就走。學校7點多要點名。我要去點名，我是班長。也有時候，路堵，我會遲到，不過，從來不會超過5分鐘。遲到了，我就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寫上，誰遲到，誰的名字都要寫在黑板上的。
噢，忘了跟你說，上初中以來，我們一共考過7次，7次，我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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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坐牢（1）
“搶銀行是一場鬧劇，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還從來沒嘗過吃苦的滋味，人都說坐牢苦，或許只有這種苦，才能改變現在，這比死還難受的空洞。”
受過良好的教育、衣食無憂、心腸不壞、身體不錯，然而，對什麼都提不起勁、厭倦、無聊，“沒勁！”是他們的口頭禪。這樣的年輕人當然只是部分，不過，這漸漸擴大的一部分已足以構成一個“症候群”，我們姑且稱之為“精神缺鈣症”。可惜家長、老師常常沒去發現，一旦發現，可能會驚呼：“他們什麼都不缺，他們還想要什麼呢？”不太想引用那句老話：“物質的世界在膨脹，精神的洪荒在擴張”，因為物質的滿足不應該直接導致精神的匱乏。然而，事實卻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一個沉重的話題：“孩子們究竟丟失了什麼？我們又該給他們什麼？”理想、信念，這些在最艱苦的年代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為之奮鬥的東西，在任何時候都不該缺席或者僅僅成為標籤。面對浩瀚的宇宙，每個人都要找到精神上的太陽。
這是社會的呼喚，也是年輕人生活充實、快樂的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說，下面的故事不是一場荒謬的鬧劇，而是一出沉重的正劇。
南京王府大街車水馬龍。看守所在路旁一條小巷之中，小巷寂靜，甚至冷清。
看守所的大鐵門緊鎖著。王濤關在這裡。
5月20日。王濤關在這裡已經一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