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有可能的話，你最好上街去買一套中山裝（此點如果你實在感到彆扭，也可不辦），另外你在同對方交談或接觸時要很自然地顯露出你讀過毛的語錄（在你拿檔案時也可“無意地”亮一下你公文包中所裝的那本語錄）。最後當交易談得差不多時，你要趕在決定之前，特別是在協議簽字前夕，尋找機會再次向對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應當說這本書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回去後你會好好學習，並且要顯得十分真誠。……你這樣做也許會感到這是在進行表演，但不要忘記這是目前在中國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反差，始終要記住這樣一句至理：名言利益是不變的，手法是可以變的。你的政治態度也許比你產品的質量和價格更為重要。你現在同中國做生意一定要著眼於政治，因為當前在中國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還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國列入國際友人的行列，那你將財源茂盛……
（《與中國人做生意的秘密》，引自盧秋田：《差異：一位中國大使眼中的東西方思維》，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
這就是利用中國人當時已有的領袖崇拜意識形態。那個時代可以說舉國都是憤青，全都是愛國愛領袖的憤青，外商只有滿足了憤青的意識形態*，才能成功進入中國市場，對這套意識形態稍有不敬，後果就很嚴重。
商人們不僅從行業和產品的角度開拓憤青市場，他們還時常藉助憤青來打倒對手，比如前面提到的新浪網被人編造流言的例子。現實中遠不止新浪這一例。例如，韓國與日本企業為了爭奪中國市場，就必須利用中國憤青的意識形態，互相傾軋，韓國倘若成功刺激了中國人的抗日情緒，抵制日貨了，韓國貨就是最佳替代品。所以中國網際網路上發帖抗日的，也許並非全是中國人；同理，日本如果成功地讓中國人抵制韓國貨了，就會更多地買日本貨，這些年鋪天蓋地的旨在引起中國人反感的關於韓國人盜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假新聞，應該不是偶然，更不可能是毫無目的的無聊網民的惡搞。近年日本某電視臺做的一個調查發現，中國人最討厭的國家已經變成了韓國，日本屈居第二，這讓他們感到相當“遺憾”。
憤青是個大市場，海內外的不良商人們請再接再厲，推陳出新，再創輝煌。
明星娛樂業是憤青身上的寄生蟲（1）
葉楚華：明星娛樂業是憤青身上的寄生蟲
明星娛樂經濟是一種現代精神經濟，它的存在是基於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數量龐大的憤青群體無疑是很有“精神追求”的一類群體，市場化的今天，明星娛樂產業也越來越瞄準憤青需求，迎合憤青、利用憤青進行炒作和宣傳。毫不誇張地說，現在中國的明星娛樂產業部分地是寄生於中國憤青之上的，準確地說，乃是寄生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憤青（或者說愛國憤青）身上。娛樂界的奸商們透過不斷地推出富含民族榮譽效用的明星和影視歌等娛樂產品，盡情搜刮憤青們的錢財。
由於愛國憤青的廣泛存在，“民族榮譽”也會被奸商製造成商品來出售。不信嗎？君不見民族榮譽天天在市場上出售，且價錢不菲。你看神舟載人飛船一昇天，商家紛紛想方設法與神舟搭上關係，從而使商品籠罩上一層民族榮譽，使商品具備了民族榮譽效用，消費者在購買之時，可曾想到自己也在為這民族榮譽埋單？天上神五神六，地下人五人六，民族榮譽可以被各行各業所應用，當然也包括明星娛樂行業，明星娛樂經濟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這一工具的大肆運用。
我們分三個層面來說這一問題。明星娛樂經濟基於愛國憤青的經營，第一個層面是對娛樂明星的打造。這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把某些明星打造成專業化的愛國明星，例如張明敏、李小龍、早期的李連杰都是此類；另一類則是明星本身不是專門的愛國明星，但是在必要的時候透過某種方式讓明星具備一定的“愛國效用”，例如讓明星偶爾推出幾首“愛國歌曲”。
專門化的“愛國明星”的特徵就是其大部分的產品都是與愛國有關。比如張明敏從唱愛國歌曲《中國心》開始，其推出的專輯幾乎全是此類歌曲。經驗事實證明，專門化的愛國歌星一般不能長紅，張明敏被人所知的歌曲大概就那一首。但是專門化的影視“愛國明星”卻一般能維持較長的走紅時期，比如李小龍可以說一直紅到了現在，早年拍攝《陳真》系列的甄子丹也一直紅到了現在。這種差別或許是因為影視劇的感染力大大超過歌曲，並且新推出的愛國影視劇也不會讓觀眾膩味。歌曲則不同，當張明敏推出第二首愛國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