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發了天安門“四五運動”。
——7月6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衷心愛戴的朱德委員長逝世，中國軍民又在極其悲痛中送走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勳。
——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在強烈的地震和餘震中，中央電臺同時擔負起三大任務：一是做好抗震救災的宣傳報道，許多人不避風險，堅守工作崗位，誓與廣播大樓共存亡，記者請纓冒險去唐山採訪；二是維護廣播大樓安全，採取多種措施確保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安全播音，在酷熱中迅速建立並堅守在地震備播點；三是保證電臺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員的安全，撤離到樓外的帳篷內辦公，同時又必須保證家屬的安全與生活。工作的艱難無法記述，宣傳的艱難無先例可循，中央電臺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戰備演習”。
——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儘管事前有預感，當這一訊息傳來，仍如晴天霹靂，悲痛與對國家前途的擔憂一起襲來。我主持中央電臺毛主席治喪活動的宣傳，所有節目必須全部更換，下午4點播出了《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書》，震驚國內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轉動”。悲痛中又發生了把“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錯播成“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的大差錯（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詢問是怎麼一回事），無疑是雪上加霜，悔恨與壓力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電臺和北京電視臺（即今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全世界轉播“追悼大會”實況，更是“前無古人”，緊張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話筒前雙腿瑟瑟發抖。長達25天的治喪宣傳，全國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氣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毛主席治喪活動宣傳剛剛結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幫”的宣傳。誰都清楚，在政局發生大變動時掌握宣傳輿論的重要性，在中央採取粉碎“四人幫”行動的緊急關頭，派耿飈和邱巍高進駐中央廣播局，一夜之間控制和奪回了長期被“四人幫”篡奪了的中央電臺、電視臺的宣傳大權，保證了粉碎“四人幫”的順利進行和全國政局的穩定。不久，中央電臺報道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慶勝利，轉播了天安門慶祝大會實況。隨後中央宣佈結束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這一樁樁大事，天災人難，悲喜交加，“驚心動魄、天翻地覆”，在宣傳報道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其幕後策劃更是驚心動魄、鮮為人知，在中國新聞廣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給人留下永久性的記憶。迄今為止，對於“文革”中這些重大宣傳背後的故事，對於這些故事的過程和細節還很少有人涉及。作為歷史，無論是它的宏觀和微觀，無論是它的正面還是負面，都是客觀存在，都是歷史研究的寶貴財富。
三
1978年底召開了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央電臺對這次會議的前後和會議本身都做了準確、及時的宣傳報道。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也給中央電臺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帶來了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和宣傳上從未遇到過的發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為中央電臺臺長、分黨組書記，開始主持中央電臺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電臺歷史的厚重，又受命於改革時期，深知這付擔子的分量和宣傳的複雜性，誠惶誠恐；我擔心45年人民廣播事業的優良傳統能否在我的任期內繼承和發揚，擔心中央電臺的事業能否隨時代而發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淺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滯倒退。
改革開放是時代精神，在全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新聞宣傳的改革被提上議程。中央在各方面積極推動新聞改革，尤其是延續了多年的許多固有重大活動的宣傳報道逐步開放，如黨的代表大會、全國人大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的舉辦，“十一”國慶和“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慶祝，新年和春節等傳統節日的恢復，都與時俱進地發生著顯著的變化，相應的宣傳報道也隨之而改變。在本書的幾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傳的變化作了歷史對比，從演變中折射出時代的印記。
自序（4）
改革開放的客觀形勢、聽眾的需求和媒體之間出現的激烈競爭，尤其是電視的崛起，都強烈需要中央電臺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但是如何進行改革？無先例可循，“萬事開頭難”；宣傳改革易，自身改革難，這是中國新聞傳媒面臨的共同問題；守舊難為繼，放開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領導有步驟地“摸著石頭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