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節目實行直播。“文革”開始以後，為“增強階級鬥爭觀念，防止敵人破壞，保證安全播出”，陳伯達一聲令下，統統把直播改為錄音播出。從此，中央臺的直播室已經“鐵將軍”把門多年了。記得有一次為趕播一份外交宣告，因為錄音播出而延誤了播出時間，周恩來總理曾經批評“為什麼不可以直播呢”，但終究沒有直播過。時間久了，人們對直播和直播室的觀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還不知道直播為何事。但是，這天晚上卻格外不同，不僅增派持槍戰士守衛，不一會兒，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張香山急急忙忙來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門旁的沙發上寸步不離。然後把我叫去吩咐，趕快把直播室的鑰匙找來，交給他們。他們在直播室門前坐等。直播室的鑰匙由專人保管。當時，兩把鑰匙分放兩處，因為長期不用，不知道在誰的手裡，我前後追找了半個小時才找齊上交。他們接過鑰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看到這種情景，我確信發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電臺是黨和國家的要害的輿論機關。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許多國家在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都要設法嚴格控制或爭奪電臺，這種事屢見不鮮，自然共產黨人不會不懂。曾經有人提出過疑問，這是不是發生了“政變”而控制電臺？當然不是。我們的國家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始終掌握在黨中央的手裡，只是宣傳輿論的領導權一時被“四人幫”所把持，現在是要從他們的手中奪回來。正如耿飈所說，中央不是對電臺和電臺的工作人員不信任，而是因為過去是姚文元抓意識形態、抓輿論，中央擔心在這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時刻，一旦“四人幫”有所覺察，哪一個漏掉了，走漏了訊息，“四人幫”的餘黨或者親信把持了電臺，就會出大亂子，其後果不堪設想。耿飈後來回憶說：“新聞輿論長期受‘四人幫’嚴密控制，他們經營了十來年，會不會跳出幾個亡命徒來？我個人的安危生死事小，萬一電臺、電視臺出了事，其傳播速度和範圍比報紙要快、要遠，就將迅速波及到全國，影響到國外，從而打亂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所以，在採取抓“四人幫”的行動時，要把電臺、電視臺控制住，避免發生意想不到的情況。
當時的接管是順利的，但氣氛異常緊張。耿飈回憶說，當晚他和鄧崗沒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輪流睡在辦公室的一張行軍床上。頭三天睡覺不脫鞋，連吃飯、喝水都不離開辦公室，由警衛戰士送來，完全是一種戰鬥生活，準備隨時應付突發情況。“特別是第一天晚上睡不著，眼睛瞪得大大的，腦袋裡在翻江倒海，考慮還有什麼漏洞沒有？還有不周全的地方沒有？還會出現什麼樣的突發情況，應當採取什麼防範措施？”
緊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
10月6日晚11點零5分，鄧崗緊急召集中央電臺、北京電臺和北京電視臺等有關部門領導人的會議。“文革”中深夜開會已習以為常，但這次大家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預感。
鄧崗從局長辦公室來到對面屋的局總編室，表情嚴肅，發言很簡單，不像過去那樣侃侃而談，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根據中央的指示，最近宣傳中有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不要再宣傳了。一定要把住！”他雖然沒有解釋為什麼，石破天驚，在座的深知這句話的分量。這句話是作為毛主席的“臨終囑咐”而大講特講的，張春橋、姚文元多次強調宣傳報道中都要突出這句話，甚至違背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沒有這句話的還加上，現在怎麼不提了呢？這是一個大問題，這是一個明顯的訊號。在場的人緊張地思索著，誰都心中有數，但誰也沒有說破。
就這件事的傳達範圍問題，鄧崗作了嚴格規定，並一再強調注意嚴格保密，與宣傳無關的人不要傳達，更不能走漏任何風聲。他說：“先從發稿上把這句話卡住，立即執行。今天晚上的節目儘量改，明天早上從全天開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許再播出去！一切節目都要審查。外邊有人來電話詢問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txt小說上傳分享
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電臺（3）
會很簡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堅決貫徹執行。但中央電臺四套節目70多個小時的節目要全部立即檢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很不容易，量大而時間又太緊，幾乎所有的稿件、節目中都有這句話，可誰也沒有任何遲疑，沒有提任何困難，立即去做，這是多年形成的傳統。我回到辦公室，立即向臺長楊祚銘、副臺長張冬興彙報，夜11點40分，召開部主任會議傳達；夜12點，各編播部門開始審查稿件和節目。中央電臺的四套節目中，對全國廣播的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