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其中一套節目全天播音已結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時35分播音結束；一套節目對全國少數民族廣播，播音已結束；一套節目對臺灣廣播，仍在進行中。當務之急，是立即審查、把住正在播出的節目。搶在全天播音結束以前，中央電臺已經審查撤換了正在播出的節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針辦”，只有一個節目中，等發現有《按既定方針辦》這首歌曲時，錄音帶已經轉動了，無法停機而播了出去。
全臺為審查和安排7日的節目而忙了一個通宵。工作之緊張可想而知，廣播大樓徹夜通明，而外面的過路行人，不會想到大樓裡在幹什麼。從7日凌晨開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針辦”。後來得知，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完全是“四人幫”偽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在向毛主席彙報請示具體工作時，毛主席已經說話不清，針對彙報中的具體問題寫了一句“照過去方針辦”。“四人幫”出於政治目的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而且篡改為是“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以達到保護自己、打擊他人、篡黨奪權的目的。當華國鋒指出這一問題時，他們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幫”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氣勢洶洶地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這是“文革”中某種政治變故前奏的常用語，其矛頭所向是非常清楚的。“文革”中大家對政治問題都極其敏感，任何不同凡響的提法，哪怕是細微的分寸變化，都意味著將會有重大事件發生。這篇文章的發表，使許多人敏感地意識到這是“四人幫”急於篡黨奪權的訊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覺，加速了“四人幫”的滅亡。
耿飈在回憶電臺當時的緊張情況時透露：“不到兩個小時，把兩個地方控制住了：一是辦公室，打電話把局核心小組成員找來開會；二是把電臺的直播室控制起來，掌握住鑰匙，增加了警衛，同時把住了錄製的節目，先審聽了再播。然後打電話向華主席彙報，已經控制住了，請放心吧！華主席說，一切都如意。”
嚴格把關審聽每一個節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點35分剛結束，凌晨2點30分，上級通知中央電臺所有的節目都必須經過統一審聽後才能播出，包括節目預告和補充音樂無一例外。可我心裡明白，現在距離早晨4點開始播音只有1小時30分鐘了，中央電臺四套節目，全天播音共70多個小時，就是24個小時不間斷地審聽，又怎麼能聽得過來呢？會不會影響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遲疑，我緊急調集中央電臺所有已錄製好的節目，交到審聽小組那裡。審聽小組由馮鉉、張香山負責，我作為中央電臺分管宣傳的副臺長陪同審查，負責調集節目，介紹節目的情況，具體執行他們的意見，修改或者撤換節目，總之，為審查節目提供方便條件。但具體把什麼關，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針辦”以外，我不知道。
耿飈等人進駐中央廣播事業局，在“中央三臺”中，實際上只對中央電臺實行了直接的嚴格的掌控和介入，並沒有直接派人到北京電臺、北京電視臺去，也沒有直接審查它們的節目。審查節目的氣氛是緊張嚴肅的，都很少說話，甚至連面部的表情也很少變化。審聽中提出的問題並不多，偶爾讓停機，他們悄悄議論幾句，有時咬咬耳朵，或交換一下眼神，我只能從他們的神情中揣摸他們的意圖。除了審聽一般節目以外，重點是審聽《新聞報摘》節目的內容，遇到的突出問題是《人民日報》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論總綱〉和克己復禮》，要不要選用？他們商量了好一陣子，經電話請示後同意播出。事後才清楚，這本來是不該用的，只是出於策略的考慮，繼續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驚蛇。
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電臺（4）
後來，耿飈在回憶錄中談到這一情況時說：“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和電臺的同志一道審查播出前的膠帶，包括文字和歌曲、音樂節目。我告訴他們，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出中不能洩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訊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張香山《在第一線的最後五年半》一文中，回憶當時接受這一任務時說：“耿飈當天晚上給我們的任務就是監聽錄製好的節目中有無‘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如果有，必須刪除。”
審聽節目全天都在進行，也顧不得吃飯，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