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上如何把握？中美建交的同時是美國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對臺灣當局是個沉重打擊，對臺宣傳的政策、策略如何變化更有利於統一？等等，都作了及時的研究，採取了相應對策。例如，中央電臺在對臺灣廣播中不再使用“蔣匪幫”，把“解放臺灣”改為“和平統一”，後來中央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中美建交後不久，1979年1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中央電臺及時作了報道，對中美關係的宣傳又一次掀起高潮。
中央電臺戰備廣播方案（1）
無論發生什麼戰爭，中央電臺的聲音都不能中斷。當時中央電臺的各種戰備措施，必須立足於早打（隨時都可能爆發）、大打（戰爭有小、中、大三種可能，最壞的可能是佔領中國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
“備戰、備荒、為人民”，是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而且把“備戰”擺在了首位，足見毛主席的重視和心理情結。毛主席不僅提出，而且切實採取了一系列重大“備戰”措施，真的在“準備打仗”，如加快三線建設，實行全民皆兵和“深挖洞、廣積糧”等，廣播電臺自然毫不例外，而且是重點部門。
毛主席非常重視廣播的安全
毛主席把發生戰爭的形勢看得非常嚴峻，源於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國內外形勢，大陸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援下叫囂要“###”；中蘇關係破裂，摩擦和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在這一形勢下，毛澤東主席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備戰、備荒、為人民”和“要準備打仗”。
20世紀60年代後期，國際局勢更加嚴峻。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陳兵百萬，對中國構成直接威脅；中蘇邊境摩擦不斷升級，1969年3月中蘇之間發生了珍寶島事件，立即在全國形成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宣傳上連續報道，備戰氣氛急劇升溫，箭在弦上，中蘇之戰似乎有一觸即發之勢。珍寶島事件後，戰備工作抓得更緊、更實，隨時“準備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發了關於戰備問題的通知（“八二八命令”），從此廣泛進行戰備教育，克服和平麻痺思想，各機關開始人員疏散、精簡、下放。9月15日中央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週年宣傳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對美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樹立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觀點，克服和平麻痺思想，加強革命的紀律性。城鄉各單位都要認真檢查落實戰備，特別是國防工業及水、電、運輸、通訊、廣播等要害部門”。
中國各新聞媒體一方面把宣傳“備戰、備荒、為人民”和“要準備打仗”作為重要任務，一方面必須認真搞好自身的戰備建設，確保在戰時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準確、及時地做好宣傳報道。廣播是戰時宣傳和戰時全國動員最強有力的宣傳輿論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視廣播電臺的宣傳和安全問題，每逢國內外鬥爭尖銳的時刻，直接過問廣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國慶節檢閱遊行隊伍時，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周總理說：“你們要管廣播電臺。電臺怎麼樣？不要出問題。”當天下午，周總理就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的會議，從內外兩個方面研究落實如何加強中央廣播局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和安全保衛工作等問題，從內外兩個方面加強電臺安全，隨後周總理接連到發射臺去視察。1973年8月在黨的十屆一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談到廣播局的戰備工作，廣播局代局長鄧崗後來在傳達時說：“毛主席在黨的十屆一次會議的講話中強調：‘辦好廣播，有關戰備工程是一件大事。’”鄧崗說：“毛主席對廣播局的戰備工作很關心，在黨的十屆一次會議上就問到這個問題。廣播局要安定，不能亂，不同於報紙。要在兩三年內建設一支堅強的廣播隊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類似的話，姚文元也多次傳達過。他在一次批閱在天津召開的“廣播規劃會議”的報告時，也提到毛主席的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談到廣播電視宣傳時又說：“戰備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會議上就問我，廣播局的戰備搞得怎麼樣？主席最近同外賓談話，一再談戰爭的危險性，廣播局要把戰備搞好，要能經得住戰爭的考驗。”）
戰備宣傳與中央電臺的備戰措施
戰備宣傳與備戰工作一直是中央電臺緊迫而重大的任務。當時，中央不斷下發有關戰備的檔案，各地都作為頭等大事去抓，全國的備戰氣氛異常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媒體的宣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