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一些雜音或不該出的電視鏡頭；大會已經結束了，停止轉播也不會有什麼問題。當宣佈大會結束以後，華國鋒主席停頓了一會兒，我們便播出了轉播的結束語。沒有料到，正在這時，他開始向東、然後又向西走去，頻頻向群眾招手。中央電臺轉播關機了，沒有把這個場面播出去。北京電視臺的轉播是用中央電臺播音員的播音，自己配畫面，事先曾經約定好一起結束，可他們看到這種景況後，靈機一動沒有關機，繼續轉下去，卻只有畫面沒有了播音員的聲音。事後，這一“提前”結束轉播就成了嚴重問題而受到審查。
粉碎“四人幫”後，全國人民一直處在高度興奮之中，中央電臺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作了充分的報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紀會堂的決定，11月24日舉行奠基儀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週年時，1977年9月9日，在紀會堂的北門外廣場舉行了落成典禮，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轉播了慶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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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耿飈進駐中央廣播局幾個疑點的考證（1）
耿飈是在抓“四人幫”之前、還是之後來廣播局的？什麼時間、是誰要去了中央電臺直播室的鑰匙？幾位親歷者的記憶卻不同，成了歷史的疑點。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這一緊要歷史關頭，耿飈和邱巍高奉命進駐中央廣播事業局，奪回了多年被“四人幫”把持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及其所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臺、北京電視臺的領導權（以上簡稱“中央三臺”），控制了重要的新聞宣傳輿論陣地。這一重大舉措，是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一部分，在人民廣播事業和“中央三臺”的歷史上，都是不可忘記的重大事件。
對於這一重大行動，近年來有一些當事人和親歷者發表談話或寫回憶文章，披露了當時的內幕，也有人依據史料或運用推理編寫了一些有關故事，其中對耿飈等人進駐廣播局的時間，以及進駐後發生的一些事眾說紛紜，甚至自身前後矛盾。粉碎“四人幫”時耿飈“進局”，其主要活動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那時我任中央電臺副臺長，分管宣傳工作，目睹和參與了其中的某些活動，並即時作了記載。1994年我發表了《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臺》一文，1997年收入《我與廣播》一書。後來，一些讀者和朋友不斷向我打聽有關的情況，印證和核對某些說法；北京廣播學院原副院長趙玉明教授幾十年專門研究廣播、電視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種種“誤傳”，對歷史有個交代，不然後人更難以弄清楚。我感到從對歷史對讀者負責來說，也應該弄清楚、弄準確，但我翻閱了一些有關文章和史料，訪問了一些當事人以後，仍然感到很難把疑點說清楚，甚至頭緒越來越多，只是把幾個主要問題的分歧點擺出來，供讀者鑑別。
耿飈是在什麼時間進駐廣播局的？
對此，耿飈本人有過三次、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幫”一年以後，1977年10月18日，新華社召開國內工作會議，借用廣播局的廣播劇場，請當時主管中央“宣傳口”工作的耿飈作報告，我列席聽報告。根據我的記錄，他一開始就說：“今天開會，選擇電臺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過這個地方。今天是幾號？（去年）10月6日抓起來‘四人幫’，是下午8點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同志到電臺來是晚上7點多，不到8點。一進門，就闖到了鄧崗同志辦公室。”這是我聽到的他的第一次回憶，也是距離粉碎“四人幫”後最近的一次回憶。因為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也就特別在意。後來，有人寫文章與耿飈說的抓“四人幫”和進駐廣播局的時間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協禮堂舉行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建臺50週年聯歡會”上，耿飈應邀出席，我特意向他問起這個問題。他說：“我的記憶是準確的。”
第二次是耿飈在《一場特殊的戰鬥》一文中說：“（10月6日）我們到廣播大樓已經將近晚上10點鐘了。我們直接到局長鄧崗的辦公室。”很顯然，這與以上“進局”時間的說法差異很大。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還特意說明：“我在廣播局只工作了10天時間，但那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不少報刊文章和書籍寫到粉碎‘四人幫’時，涉及到這個問題，但其中有些描述與事實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問我當時的真實情況，現將我到廣播事業局前前後後的一些事情記述如下。”可以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