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飈寫這篇文章是非常認真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有很強的針對性。
第三次是在《耿飈回憶錄》第八章《春風又綠中華》中，談到這一事件時說：（10月）6日晚上8點來鍾，華國鋒把他叫到中南海懷仁堂布置任務。“我們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了，我們在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我帶著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三次關於“進局”時間的說法有兩個版本：10月6日晚上7點多到8點；晚上將近10點。“第二”與“第三”次是一個版本，都與“第一”次說的不同，相差幾個小時。對於“第二”、“第三”次的說法，還有張香山的旁證。當年，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張香山不是與耿飈同一時間“進局”的，晚了幾個小時，是耿飈打電話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進局”時間的親歷者。但他不僅參與了當晚的活動，而且在耿飈離開廣播局後他繼續留任，並在後來接替鄧崗任廣播局局長，在位五年多。他在《在第一線的最後五年半》的回憶文章中說，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廣播局後，耿飈就把自己來後的經歷告訴了他。耿飈對他說：大約當天晚上8點過後，應華國鋒的召喚，他去了懷仁堂。隨後，耿飈等人“乘上他的紅旗轎車離開懷仁堂。到了廣播事業局，進了大樓就到局長辦公室”。這裡沒有具體說出耿飈等人“進局”的時間，但卻印證了那天晚上8點後耿飈仍在中南海懷仁堂，那麼“進局”必定是在這之後。而且，這是那天晚上耿飈告訴他的，顯然有即時性，應該是事實準確、記憶清晰的。
關於耿飈進駐中央廣播局幾個疑點的考證（2）
但是，還有另外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記述。
首先，最清楚的應該是局長鄧崗。耿飈“進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點30分，鄧崗召集“中央三臺”和有關部門的領導人開會，他開頭就說：“昨天晚上8點30分左右，耿飈同志、邱巍高同志來局，帶來了華國鋒總理親筆寫給我的一封信。”接著，他就宣讀了這封信。
另一位當事人，是當時任廣播局總編室副主任的楊兆麟。他在《關於耿飈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史實》一文中說：“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約7時許，我和老戴正在二樓的總編室值班。忽然，辦公室的門一開，耿飈同志走了進來，神情非常嚴肅，問我們：‘鄧崗在不在？’我說：‘就在對面。’”隨後，他帶耿飈等人到鄧崗辦公室門口。廣播局總編室與局長鄧崗的辦公室是同在一個大門裡的兩個房間，中間有一個過間，西、東兩個門相對，耿飈等找錯門是完全可能的，楊與耿又是認識的，楊應該是接待耿“進局”的第一人。儘管只是說“大約7時許”，前後也不會差得太多。楊還在其文章中特意說明，他這篇文章是專門為澄清“史實真偽”而寫的。他說：“事關重要史實，我感到有必要以親歷者的身份，向人們提供真實的情況，免得再以訛傳訛。嚴肅地陳述歷史的真相，是親歷者們的歷史責任。”
還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臺》一文中說：“1976年10月6日晚7時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經降臨，有幾位未經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進北京復興門外的廣播大樓，徑直走進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的辦公室。”我這樣寫，來自我的直觀。“文革”中大家養成了一種“慣性”，不分上下班的時間，每天晚上6點吃完飯，就回到辦公室，有事沒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離電臺很近，那天吃完晚飯回到電臺，正在院子裡散步，忽然見幾個穿軍裝的人從北門而入。多年來有一種政治敏感，1976年發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喪宣傳剛結束不久，好奇心驅使我看著他們一直走進大樓。後來看到電臺崗哨增加，警衛戰士不斷走動，預感發生了大事，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知道是耿飈、邱巍高帶人進局。那是在晚飯後不久，又是暮秋時節天黑不久，我推斷為“7時左右”，這與楊兆麟說的晚上“大約7時許”，與鄧崗說的“晚上8點30分左右”，與耿飈1977年10月18日說的“晚上7點多，不到8點”，前後相差不多，但與耿飈後來說的“將近晚上10點”，就相距較遠了。
第四位見證者是中央電臺時政記者劉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與劉振英在參觀完中國電影館回來的路上，談起當年耿飈、邱巍高“進局”的事。他開口就說：“（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樓院子裡散步，就在大樓門口花壇旁邊碰見了耿飈和邱巍高。過去我們很熟悉，我一眼就認出了他們，我有點驚訝地打招呼：‘你們來了！’他們也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