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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外婆再次來信要求媽媽帶我們返城。兩個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親再次出面阻攔，還罵兩個姐姐不知天高地厚。當時，我們只認識到母親的自私，卻沒有意識到我們的自私。後來我才覺得，也許母親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個時代，時代卻讓她變得自卑（我一直這麼認為）。那些天，母親脾氣怪張，行動異常，一時好一時壞，從來很少照鏡子的她，開始常常照起鏡子來，而且一照就是很長時間。我想那個水銀已經不太好的鏡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幫她從眼睛到心裡透透徹徹地看遍了自己，決定留下來，絕不是一時衝動，也不是像她說的那樣是為了守住當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終不知道該說她是大智，還是愚蠢，她沒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問題、住房問題、工作問題的衝擊，也沒有受到與想象一落千丈的打擊。也許她是看到自己與城市的關係已經變得了名存實亡，才把我們成為她的孩子說成是天命，她的命，我們的命，但她卻成了不幸命運的幫兇和劊子手。
幸與不幸，誰知道呢？母親發火了，說休想給她扣那麼大的帽子，她承擔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兩個姐姐帶頭開始，從學習到農活樣樣是別人的榜樣，大姐初中畢業到鄉農機站當拖拉機手，沒想，在一次修水庫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車毀人亡。二姐選擇了另一條路，到縣劇團學戲，她刻苦認真，深受大家喜歡，卻在一次下鄉演出時被人拉到玉米地裡*後，用石頭砸了個面目全非。兩個姐姐的死，讓母親得了抑鬱症，兩年後突然雙目發呆連父親都不認識了，第三年的夏天，母親死了，由我執筆父親口述給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裡裝了母親一縷頭髮。等到北京的回信，母親埋在當年由她親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裡已經十三天了。後來，我們再沒有收到北京的信，我們與北京的關係，也就此永無再續了。
如此情願，又毫無顧忌地講出這些，我還是第一次。過去，即使對桑安娜，我講的也是另外一套。這倒不是我有意對桑安娜說謊，我只是對她虛構了心情，覺得那些真實的東西與桑安娜沒有關係，何必讓她陷入一種無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卻不同，我強烈地毫無保留地想讓她瞭解我，我的過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執嗜好，我的一切，總之什麼都想讓她知道。不知道這算不算是鋪墊或蓄意預謀。我沒時間考慮，只是覺得要不告訴她這些，我就不夠徹底，不夠純粹，不夠完整。彷彿對她隱瞞了什麼，內心會覺得愧疚。
我跟薇拉說，我的童年基本沒有什麼快樂和美好的色彩，我們，包括我母親，被美化虛幻的想象欺騙了。儘管我母親至死不承認，也不明白她的堅持實際上是用堅強來掩飾內心的脆弱。我父親至今還在農村，死活不肯離開村莊，連到城裡打個工都不願意。他多次來信，不讓我給他寄錢，可我還是寄了，每隔幾個月寄一次。過去，我一門心思就想離開那裡，恨不得去當海員，死在某次海難中。
“你的過去。就是再不堪回首，也還是你的，它們組成了你，你可以痛恨它，但你丟不掉它。”
我們一直沿著湖邊走。她的眼神既舒緩又專注，很像一個忠實的聽眾，不打岔，不分神，不搗亂，在她營造的氣氛裡，我可以毫無壓力地述說衷腸。當時，我完全忘記了她的年齡，有個年長者給孩子講一九六零年的飢餓，孩子頗為不解的說那會兒的人怎麼那麼傻，餓了為什麼不知道去商店買麵包。薇拉與我卻沒有這樣的代溝。她很少開口，也不講自己的事，當我像許多人那樣恭維她時，她的響應只有兩個字——狗屁！不過，她承認寫作對她的重要性，她說，眼下沒有老公沒有情人沒有鈔票，她都會活得好好的，但要沒有寫作，她會死。她對文學的虔誠令人欽佩。可她說不該用“虔誠”，因為我並不瞭解她。
後來，我們又聊回到文學話題上來。我當然發怵。但漢克先生為了自己的目的，哪怕就為能多看她幾眼，也只好談下去，。我說，一個人活著其實是個自我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救贖的過程，早認識早成熟，早發現早解脫，文學可能不是快捷方式，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