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而荒廢的國家，只利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便製造出汽車、輪船、飛機的部件，這樣的事實確實可稱之為奇蹟。但是，在進入80年代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產業化步入軌道、民間部門的發展逐漸成熟，企業可以獨立履行其決策方針，國民整體的教育水平及對政府的期待值也隨之得到了提高。另外，由於*化意識萌生，開始出現“官僚集團成為*權力後臺”的批評之聲。
此時，政府應該追求*、開放的行政方式，將其職能由主導者轉換為調停者。努力解決勞資糾紛、貧富差距、地區矛盾等問題，為形成國民社會並使之正常開展社會活動而提供幫助。另外，整個國家需要步入國際化程序。
但是，官僚集團卻怠慢這方面所存在的問題，非但沒有實現職能的轉變，反而因害怕失去自己掌握的權利，沒有積極主動地適應行政環境的變化，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時機。
官僚集團在社會體制的本質正在變化的情況下，卻想壟斷權力、影響力和資訊，拒絕接受社會的多樣性。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末期，政府對經濟專家提出的外匯危機警告不予理睬，甚至連報告書都不允許呈報，這種事例昭示出最明顯的官僚主義特徵。
一針見血地說，政府陷入危機的原因在於其無視周圍環境的變化，反而固守以發展為主的中央集權制行政狀態。因此，政府履行的行政服務，不是以作為國家主人及顧客的國民為中心開展的，而是依據政府機關的便利主義低水平運營，陳腐的規制氾濫，使各種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制約因素逐步繁多起來。
可以這樣說，公務員的行政便利主義、官員的自以為是，是滋生在傳統官僚組織中的一種病理現象。如果想要根治這種頑症，僅靠在當時的情況下所採取的消極對症療法，是無法取得良好效果的，必須果斷地進行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方可治癒。
1985年，我以第十二屆國會議員的身份首次訪問印尼時，在那裡親眼目堵了印尼極其嚴重的*現象。在機場，工作人員雖然對我們這些國會議員沒有進行限制，但是對於普通的旅客而言，即便是在機場找一件行李這樣的小事；都要對其進行賄賂。
如今，執政數十年的前總統蘇哈托被人民武裝驅逐下臺。他全家人持有股份的企業數量達到1000餘個。據統計，其子孫、親戚所佔有的400億美元財產，足以與IMF提供給印尼的430億美元相媲美。目前，仍保持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與其情況非常相似。由此可知，一個國家行政部門的透明度是衡量其社會健康發展可能性的尺度。
學者們指出，公共管理領域的效率性和合理的預算、透過正確的會計及其報告體系有效管理人力和物質資源、對官僚行為的制約性、可持續發展的規則、司法機關獨立解決矛盾、廢除多餘規則、構成積極創新的組織、引導並促進社會變革、防*透明性、公開利用資訊分析和討論政策的可能性等是一個“優秀政府”所具有的特點。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韓國政府距離“優秀政府”仍有較大差距。韓國行政部門的高費用、低效率結構和由此產生的落後的政府競爭力已經原形畢露，所以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已經迫在眉睫。
令人心寒的政府機關服務態度（1）
1998年4月7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網站（）上，設立了一個欄目“與部長對話”。希望透過此欄目，可以讓國民暢談對行政自治部的政策建議及改進事項等方面的問題。
在這一欄目中發表的貼子，只有我和發貼人可以看到。因此，很多人在此發表坦率、多樣化的意見。例如家庭主婦、上班族、公務員、學生、研究員、教授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可以透過“行政現場”直接陳述其所面臨的問題。部分沒有機會與部長會面的公務員，也可以在此將其對結構調整和促進改革的意見以及個人苦衷等提出來。雖然我的工作比較繁忙，但是幾乎每天我都要檢視普通國民或公務員坦誠布公的苦衷和提議，並積極地將其反映在改革專案和政策構思方面。
不過，令人心焦的是；在政府宣佈改革已過六個月的今天，我們依然會不時地聽到民眾對仍高踞其上的基層行政機關或警察的批評指責：“為什麼依然如此？”、“為什麼行政部門仍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呢？”部分民眾採取更為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公務員惡劣的態度依舊沒有發生變化的具體事例：
“我是一名準備經營酒店的私營業者；在向所在管轄區廳申請營業執照時，負責辦理該事宜的公務員擴大解釋法律條款，故意拖延時間為難本人。原本只需三天時間就可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