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電話的職員第一句話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大事，洞事務所都把電話打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馬上就要去吃午飯了，有事情你快點說”。但是沒容我多言幾句（事實上正題還沒有闡述），那邊只說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將電話結束通話了。我一陣呆愣，感覺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真想對他說“難道你的工資比我高嗎？看你的樣子，一無所有”。這究竟是什麼態度啊，即便是我問錯了，也不至於如此過分吧！
還有一位公務員提出：“有許多地方公務員就‘行政自治部的兩副面孔’這一問題產生了共鳴，從而引發無數人的訪問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足以說明韓國行政部門的前途還是充滿光明的。”
我也從一位曾經在內務部上班、後經過自治團體鍛鍊再到行政自治部復職的一名公務員口中聽過此類事情。他對我說道：“在地方自治團體工作期間，最緊張的事情，就是接內務部的電話。在和內務部透過電話後，一整天的心情都會變得非常鬱悶。”
這是對行政自治部的嚴厲指責，指責者並非普通國民，而是公務員。這一點更令我的內心感到痛苦。韓國的行政部門確實已經到了必需進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務員的行為以及態度都要得到徹底改變。另外，我認為組織內部的自我批評，正是這次漫長爭論結下的果實，這再次堅定了我對行政部門進行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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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調教部長（1）
部長是孤立存在的個體，茶山丁若鏞先生 亦曾在其著作《牧民心書》的“吏典六條”中點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這一點對於我這種政治家出身、擔任部長一職的人而言猶為如此。有些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副部長以下的所有公務員聯合起來在威逼部長。否則，怎麼可能會出現“部長過客論”呢。
首次領教公務員社會的威力是在政府宣佈組閣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屆大選前後組成的總統任職交接委員會中，擔任政務分科委員會幹事一職。報紙上經常報道我有可能成為下屆部長的候選人。最初的猜測是我將到靑瓦臺擔任政務首席，隨後又猜測將擔任行政自治部部長或海洋水產部部長。
釋出組閣訊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國民會議高層負責人透過車載電話，事先將我進入內閣的訊息透漏給我。然而，我卻一直沒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產部的一名幹部首先給我打來電話。他祝賀我“到海洋水產部擔任部長職務”，隨後又要求到我汝矣島的個人辦公室做業務報告。不過，因為我還沒有接到青瓦臺的任何通知，也沒有釋出正式任命，所以極力勸阻他不要過來。
不久後，我接到了青瓦臺任命我為行政自治部部長的電話通知。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內，行政自治部的幾名幹部就來到我的個人辦公室。更讓人感到吃驚的是他們竟然還帶來了部長的就職演說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長金正吉”的名片。
並且，他們還開來了我下午去青瓦臺參加任命儀式時要乘坐的、貼上青瓦臺出入證的部長專用車。另外，他們還帶來據說是需要緊急批閱的檔案讓我批閱。但是，由於我只接到入閣通知，尚未獲得部長任命狀，所以就拒絕了這一要求。
總而言之，行政部門職員的反應能力的確驚人。我認為換做任何非公務員，都可能無法達到這種辦事效率。我並未使用他們為我準備的就職演講稿，只是簡單講述了自己平時的幾點想法作為我的就職演說。事後方知，這幾位行政自治部幹部在來到我的辦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選呼聲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長候選人家，由於中途得知被正式認命為部長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轉抵我的辦公室。數日後，我在秘書辦公室中偶然發現了幾張印有那位候選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斷定這是在銷燬過程中出現紕漏才被遺留下來的。
當然，這種尊敬上司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問題在於他們對普通國民的態度是否如此？可否對普通國民所提出的問題同樣做出迅速反應呢？每當想及此處，總覺得心裡不是個滋味。要知道，他們事先為部長候選人準備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國民交納的稅款造出來的。如此說來，這種迅疾反應是否意味著是對國民心血的浪費呢。
官僚集團是反應力和觀察力高度發達的組織。呈報檔案時，公務員首先會觀察部長當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認定部長心情不佳，就會將需要報批的檔案延後一、兩天再呈報。反之如果秘書室內的氣氛融洽，則說明部長心情舒暢，這樣更容易獲得批准。
我所經歷的代表性事例，是電子身份卡的採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