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向組織中增補年輕有為的警察，藉以促進組織的新陳代謝，並透過全面的教育培訓，樹立一個嶄新的警察形象。
未來的犯罪趨勢，將呈現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對全體國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數人作為人質的恐怖犯罪、被稱為“虛擬恐怖”的各種網際網路犯罪以及包括學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種形態。這些犯罪形態已經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範圍。
因此，我們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後再做緝查的落後思想，從預防為主的角度出發開展警察活動。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預防犯罪，一旦出現犯罪狀況，不僅會為國民的生命財產造成直接危害，而且還會引起社會恐慌等現象的發生，帶來各種間接損失。
針對犯罪行為，紐約市市長魯道夫·朱利安採用了所謂“破碎窗戶論”的犯罪對策。這種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發生後收拾殘局，而是側重於預防犯罪發生。諸如無視被打碎的地鐵窗戶等可能發生犯罪的環境，其本身就是對犯罪的一種縱容，甚至有可能助長其他犯罪行為的發生。即，這是一種消除引發犯罪的因素，從而抑制犯罪發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後，在他任職的四年中，紐約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變人們僅依靠警察維護社會治安的意識。從申昌源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市民給予破案的幫助愈發重要。所以，我們要建立起由居民組成的“社群警務（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擔負起治安官的責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權化及積極與市民合作的新模式進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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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風險（Moral Hazard）（1）
我認識一位事業有成的美國僑胞。他在中國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卻對在韓國的投資心存顧忌。問其原因，他表示韓國在交易上還沒有形成公平的市場原則，政府也更傾向於國內企業。尤其是在交易過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風險問題，令人憂心忡忡。所以在韓國，若想在事業上獲得成功，相對比較困難。
原本令人感到陌生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一詞，如今卻已成為韓國的流行用語。將其翻譯成韓語則為“道德鬆懈”。道德鬆懈是指存在交易或合同的利害關係雙方，其中一方在對方沒有充分掌握自己資訊的情況下，利用充分掌握資訊的自身優勢，不為其謀反而逃避責任的行為。這一詞原屬經濟學用語，是倡導市場經濟效率的亞當·斯密，在其250年前的著作《國富論》中用“疏忽與揮霍”（negligence and profusion）”加以詮釋的。
在現代經濟學上，自出現美國參保人利用保險條款漏洞、騙取保險金的不道德行為現象後，經濟學家從三十年前開始用“道德風險”一詞命名這種現象，並集中精力加以研究。
“道德風險”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災難和極其惡劣的影響。在韓國，第一次出現因道德風險造成具有交易、合同關係的利害關係人遭受經濟損失，進而波及到地區居民、納稅人利益的現象後，為防止道德風險，交易雙方之間開展了一系列的資訊收集和監督活動，無形中增添了各種附加費用，並且彼此間不再信任對方，最終導致市場經濟的根基……倫理意識和信用機制的崩潰。
不過，如今這一用語的應用範圍已經得到擴大。在政府、政治圈、公共部門、企業、金融圈、利益團體等整個社會中，只要是存在資訊的不對稱性、法律或制度的不完善、欠妥的賠償體系等方面的問題，“道德風險”一詞就會如影隨形。
如果出現道德風險現象，組織成員就會喪失自己的責任意識和誠實性，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陷入集團利己主義，最終給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失。工作懈怠、敷衍了事、處處送人情、只要一有機會就偷偷地中飽私囊，這些就是道德風險。
在政府部門，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浪費預算和問題成堆的國策制定工作，官僚的不作為，年末盲目使用剩餘預算的行政，國營企業的不透明經營和低效率性，政府機關的“降落傘”式人事管理等方面。尤其在類似於公共機關等“主人”和所有關係不明確的地方，這種現象更為嚴重。
企業亦是如此。透過已成慣行的不透明的會計管理，盲目擴大銷售規模，誇大其信用額度；為準備政治圈的遊說費籌備秘密資金；與技術開發相比，更注重對官僚的招待問題，甚至有時故意破產。
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時，沒有對其財務健全性或效益性進行準確的信用評價。貸款的發放與否，更是以官僚的眼色行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