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變成一片廢墟，而中國也處在“國共和談”的轉折點上，飽經戰亂的中國從戰爭中暫時擺脫，隨後前者迅速進入新的經濟建設，後者則陷入慘烈的內戰；第三個時間點就是我正在寫作此書的當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分別處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經濟體制和所面臨的挑戰則全然不同。中日國運交錯，恩怨如麻，實在耐人尋味。
話說1871年12月，一個日本使節團登上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亞美利加”號，離開橫濱赴歐美考察。在二戰後把日本經濟帶入正常軌道的日本政治家吉田茂曾在《激盪的百年史》中追述說，在出發之前，日本的改革家們曾預想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學識、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正是這次考察讓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公式與實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
這些日本人先後訪問了美、英、法、比、荷、奧、德、俄、丹、意、瑞士、 瑞典等12個國家，歷時22個月，考察了政府組織機構、議會的功能及運作、法院的權力、三權分立的機制等等，對公司、交易所、工廠、礦山、港口、農牧場、兵營、要塞、學校、報社以及福利設施等，也都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回國後，他們堅定地達成了“脫亞入歐”的共識，先後提出制定《憲法建議書》、《殖產興業建議書》、《振興國外貿易建議書》等三大建議書，為維新事業繪製了藍圖。使節團成員、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驚是“始驚、次醉、終狂”，他認定：“國家富強之途，要在二端，第一開發國民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