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主張先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然後再與日本交涉歸還青島。此電引起公憤。隨著抗議風潮漸成主流，總商會內部傳出“改良總商會”的呼聲，認定現在的總商會“一味與官僚派接洽，暮氣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須重選明哲之才。
1920年8月，總商會進行換屆選舉，原有的33名會董中竟有31人落選，新當選的會董中有1/4的人還不到40歲。41歲的聶雲臺（1880…1953）被選為總商會會長，而他的前任是73歲的老買辦朱葆三。
聶雲臺是個意氣風發的新派企業家，他13歲就中了秀才，後來竟自絕科舉，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再後來赴美國留學深造，回國後當上了一家紡織工廠的經理。他的身份中最為顯赫的是，有一個國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國藩，其家傳血脈自有別一份的抱負。在1917年，聶雲臺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幹事，這是中國第一個職業教育團體。他還寫了一本薄得只有10頁紙的小冊子，書名叫《大糞主義》。書中說，在民間，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糞灌解，而國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樣可以用大糞來解。按聶雲臺的說法，當世之人有四種毒，一是驕慢，二是體面，三為驕懶，四為奢費。這四毒，澆上一勺濃烈的“大糞主義”，一切就化為烏有了。澆大糞的方法很簡單，從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聯絡公廁和大糞。教壇上，學校的老師帶頭，跟學生一起挑大糞、洗廁所，澆糞種菜。讓學生認識到，大街上挑糞的人，才是最可寶貴的人。而政壇上，則要求從國家元首到各縣的長官，每天早上必須到指定的地點親自刷洗廁所，而且必須刷洗乾淨。如果擔心長官的安全，可以派衛兵四周警衛，長官一邊刷洗，還配一個演講員在旁演講其意義。其理論雖是荒誕，卻有著最樸素的民本思想。
聶雲臺上任後，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業家力量，組成了財政、陳列、交通、公證等八個專門委員會，充實和健全了商會的職能。從1921年起，總商會連續三年舉辦了三次規模宏大的國貨展覽會，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聶雲臺還興辦工商業圖書館和商業補習學校，出版《上海總商會月報》，培養商戰人才和釋出商人聲音。。 最好的txt下載網
1919廣場背後的人（8）
與煥然一新的總商會很類似的，在上海商界另外一個被年輕人把持的商會是上海銀行公會。
這家創辦於1918年7月的行業公會由12個銀行家發起，他們大多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的是現代金融教育。發起人宋漢章和張公權分別畢業於上海中西學院和日本東京慶應大學，其他還有畢業於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李銘）、英國伯明翰大學（徐陳冕）以及法國巴黎大學（徐新六）的。這些人不屑於陳舊的錢莊模式，渴望擺脫國家的干預，以國際金融法規來管理自己的銀行。他們集資創辦《銀行週報》，在發刊詞中很自信且明確地宣告：“溯自吾國與外人通商以來，國內商業進而為國際商業，經營之範圍日擴，其方法亦日異。為之樞紐機關者，如舊日之錢莊票號，已不能應今日之潮流，所謂銀行者乃應運而生。銀行者，所以供一國財政工商以及社會經濟之運用也。”朝氣浩蕩的一行字衝過來，就把錢莊票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歲的張公權的倡議下，由上海銀行公會牽頭，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在後來的7年裡，它成為一個可以與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
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企業家階層的作用與表現長期不被提及。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在時代的重大衍變時刻，“廣場背後”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樣精彩的一幕大戲。
法國學者白吉爾在評論“五四”時期的企業家時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傑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儘管他們沒有像後者那樣慷慨激昂。”她還說：“民族企業家與激進的知識分子相比，顯得較為實際，與保守的官僚相比，又顯得較為開放。”
環視1919年前後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動盪。在中國的北方，俄羅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個古老的亞洲大國印度則正十分巧合地進行著一場非暴力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