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最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佈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兇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佔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佔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 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他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都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週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執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復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 000萬元以上。一週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1/3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孔祥熙的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日本企業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裡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唯一能救榮家的，只有國民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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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沉船與拯救（1）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美國作家賽珍珠，1937年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10週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0週年紀念日。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6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3/4聚集在這裡。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透過這裡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 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 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現代新式機器的使用，還是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道：“總有一個幽靈遊蕩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