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期相比，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皇帝不見了，共和政體和新的國家治理制度已經確立，洋人不再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天朝”的驕傲已經喪失，新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每天都在不斷地引進，擺脫了科舉牢籠的青年人和知識分子開始用前所未有的視野和角度思考自己的國家。
1937沉船與拯救（10）
在經濟建設上，中國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據美國學者阿瑟·楊格在《1927年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一書中提供的資料：到1937年，全國擁有了近4 000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萬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萬公里的電話線和萬個郵政局。中國廢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還清了大部分外債，開始獨立行使關稅主權。中國基本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可觀的重化工業和輕工業產業格局。南京政府還完成了幣制改革，由一個“白銀帝國”轉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金本位制國家。上海成為遠東最繁榮的金融和商業城市，北京、廣州和武漢都成為百萬人口級的大都市。中國的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中國還是外商投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據侯紀明在《外國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1840…1937）》一書中的計算，到1937年，中國共吸引外資總額達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裡僅次於阿根廷和印度—緬甸—錫蘭（在當時這是一個統一的英屬殖民地）。
問題當然也是一大堆。在把皇帝拉下馬後的第十六個年頭，一黨獨大的中央政府又回來了。軍人的勢力過於龐大，中央財政被軍事支出“綁架”。憲政改革的步伐十分緩慢，漸進式的改革思維總是被顛覆型的熱血理念所淹沒。曾經一度崛起的民營資本集團被強勢的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聯盟打敗。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政治理念的決裂而形成了武裝對抗的局面。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億計的農民沒有享受到任何現代化成果，國家的任何進步或動盪都好像與他們無關。而在城市裡，新誕生的工人階層飽受壓榨，生活悲苦。在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黑社會是公開的“第二政府”。
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挫折感的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十分轟動的講述上海商界和市民百態的長篇小說，書名就形象地定義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子夜》。18年前領導了“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回顧這段時期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淨盈餘。”從來不會算金錢賬的胡博士居然用上了“淨盈餘”這樣的經濟學名詞，可見他的心裡是撥拉了一會兒“算盤”的。
在1937年，西方人對中國的觀感也與幾十年前大大不同，而且表現得興趣越來越濃。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Pearl。 S。 Buck）成了新的文學明星，她在一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是她創作了一部關於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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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珍珠的少女歲月是在江西廬山的一棟美式小木屋中度過的，她像一箇中國人那樣經歷了好年景和可怕的饑饉，經歷了血腥混亂的革命以及狂熱且不切實際的改革。她在書中寫道：“當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時候，是中國人民給了我最大的愉快和興趣。當人們問我他們是何種人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他們不是這或者那，他們僅僅是人民。我無法給他們下定義，正如我無法給我自己的親戚朋友下定義一樣。我與他們如此接近，曾與他們如此親密地一起生活過，無法給他們下定義。”
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中國成了一個被拋棄的巨人。日本侵華被西方輿論認定是一場他們不應該牽涉太深的“亞洲戰爭”。美國剛剛從大蕭條中緩過神來，那時的它並不像20世紀中後期那樣，樂於當一個事事插手的“世界警察”，羅斯福政府只是表示了一下遺憾和譴責。英、法兩國不敢得罪已經與納粹德國和義大利結為軸心聯盟的日本，它們均做旁觀狀。西方世界對中日戰爭的立場轉變將發生在整整兩年之後，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同盟國需要在遠東有一個並肩作戰的盟友。
對中國局勢一直比較關注的是美國《時代週刊》，這可能跟它的創辦人亨利·盧斯出生在山東青島有關。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