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的週刊第一次詳細報道了正在崛起中的共產黨力量。編輯在“編者按”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10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蹤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鬥。”向《時代週刊》提供這組報道的記者之一是埃德加·斯諾，他是極少數到延安採訪了中共的外國記者。10月，他根據自己的採訪手記，撰寫並出版了十分暢銷的《紅星照耀中國》。《時代週刊》還第一次刊出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這是一個頭戴八角帽、神情沉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記者對他的介紹很簡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在今後的70年裡這家週刊將六次以這個東方政治家為封面人物，最後一次居然是在他去世了29年後的2005年。
到年底，《時代週刊》作出一個更有傾向性的決定，它將1937年的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選定為蔣介石，而不是連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或新登基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主編們引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一句話作為選擇的理由，它聽上去非常奇怪，充滿了西方人的偏見：“中國近來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構成一個警告，更是一個最後的訊號，即白種人的負擔將由一個更願意承擔的日本接過去。白種人在遠東的統治即將結束。”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賈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難，只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
1937沉船與拯救（12）
年過七旬的虞洽卿沒有走。他思量再三，決意留下。8月淞滬會戰的時候，百萬難民擠進彈丸之地的租界。虞洽卿再次擔當“調解人”，他奔走呼號，發起成立上海難民救濟協會，自任會長，英商邁克·諾登（Michael Norden）為副會長。該會設30餘處收容點，按期支付代養金，先後收養難民8萬餘人，發放81期給養，共計970餘萬元。為了阻止日軍西進，虞洽卿的輪船或被沉江或被徵用，他全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日軍佔領上海後，對港口和海面進行全面封鎖，全市陷入米荒。又是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業公會開會，倡議成立上海平糶委員會。他懇請各公會先行墊款，以便購買南洋大米，保持物價平穩。為了避免運米輪船被日軍擊沉，他與義大利商人合開中意輪船公司，船掛義大利和中立國挪威、巴拿馬國旗。所運大米均按市價7折出售，差額由各公會捐款補貼，平糶米共辦30多期，被頌為善事。
也是在這段時間，各方政治力量角逐上海灘，像虞洽卿這樣的老牌商界頭面人物自然是被拉攏的物件，他又收到了夾有子彈的恐嚇信。這是他繼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年的“五卅運動”之後，第三次遭到政治勢力的生命威脅。在詭異和動盪的亂世，企業家總是被要求選擇立場。虞洽卿於1941年春離滬去了重慶。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突發去世，彌留時遺囑捐獻黃金千兩，“用以支援國民政府抗戰”。虞氏殞後，國民黨政府贈匾額一副，上書“輸財報國”四字，此匾迄今仍懸於浙江省慈溪市東郊伏龍山下的虞洽卿故居。數十年後，虞氏事蹟寂為人知，其老宅倒是因建築精巧而成當地的“重點保護文物”，偶有遊人踏春參觀，仰見此匾，只當是一塊稱頌亡者的尋常俗物而已。
榮家兄弟決定一走一留。上海淪陷後，他們的生命面臨危險，畢竟在過去的那麼多年裡，他們一直是日本紡織和麵粉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最大敵人。兩兄弟決定分擔去留，較為溫和、一直駐守無錫的榮德生到上海主持總務，大哥榮宗敬先離開躲避一下。
1938年1月4日深夜，榮宗敬從榮公館的後門出走，乘上轎車疾馳在黃浦江邊，在月色掩護下登上小火輪，悄悄逃往香港。一個月後，65歲的他因焦慮過度，導致腦溢血突發，不治而逝，臨終遺言曰：“那些廠子，來之不易，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裡……你們好自為之，善自為之。”他的靈柩一直沒有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家鄉無錫。戰爭期間，榮家在上海、江蘇的所有面粉、棉紗工廠，除了租界內的申新二廠、九廠之外，或毀於戰火，或被日本公司接管，或遭浪人砸毀，全無倖免。
此時，戰火由北而南，沿東南海岸線殘酷蔓延，這一線正是中國商業經濟最為繁華之地。自1870年的洋務運動以來，這個國家所積蓄的商業財富幾乎毀於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