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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1）
日本欺負我們，自私是它的宣言
是的，抵制所有日貨
是每個人永遠的責任
—《新聞報》刊登的詩歌，1915年4月1日
民國初立，人人期盼國家重建。但是，政治家們卻不做如是想，他們算計的是自己的權力，不同的治國理念很快讓脆弱的結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才一個多月，就被迫把職位讓給了北京的袁世凱。他承諾去修鐵路，可是，國民黨不可能改組成“鐵路黨”，熱血沸騰的青年革命黨人又怎麼甘心集體去當鐵路工人？軍閥出身的袁世凱更不願意讓人分享權力。在1913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國民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盛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卻被暗殺了。很快，國民黨在江西宣佈“二次革命”，袁世凱的北洋軍在戰爭中獲勝。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居然想當皇帝。12月，雲南首舉義旗，南方各省群起響應。這次，北洋軍吃了敗仗，不得民心的袁世凱不得不於第二年3月宣佈取消帝制，很快在鬱郁中去世。
接下來的四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北洋軍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別控制了長江中下游、華北和東北地區。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晉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還有一個擁護帝制的軍閥帶著3 000名“辮子軍”衝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暫的恢復帝制的鬧劇。這年8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結果被皖系軍閥段祺瑞打敗。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國民黨偏據廣東一地，臥薪嚐膽，一直到1927年才恢復元氣，再次宣誓北伐。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便意味著財富積累的推倒重來，唯有那些善於左右逢源者才能夠僥倖留存。在民國初年那樣的亂世中，企業家要站穩“正確”的政治立場無疑是困難的。逐利和渴望穩定的職業天性讓他們總是想跟強者站在一起，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卻是，到底“誰是強者”？
身處這樣的風雲變幻之中，就連以“調解人”著稱、風舵手腕最為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顧、不知所依。
某次，他在報刊上吹捧袁世凱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華盛頓”。當夜，虞宅就被炸彈炸掉一角，人畜無傷，卻是驚嚇一場，一封匿名信插在門環上，信雲：“貴宅被炸，乃我輩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後對我黨計劃勿再破壞，以釋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這位“大調人”索性庭門大開，所有下臺的政客、沒了軍隊的將軍、落難的前朝遺臣、破了產的商人，但凡找上門來一律來者無拒，絕不使之失望結怨。市井甚至有傳言，凡是縣知事一級，他都貸給300元，凡是道臺、師長一級，則貸500元，所立字據，均是貸出有日，回收無期。
政局混亂如此，在很多人想來，民生經濟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現實卻又大大出乎人們的想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2）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 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系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資料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國內學者認為工業增長率在 1912…1920年間達到，1921…1922年有一個短暫蕭條，1923…1926年為。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計算顯示，1912…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在百年企業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黃金年代”的出現，除了中央集權“真空”的內因外，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