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護之下，靜悄悄地“請君入甕”；第二，它投入最少———只需要投入影響輿論和收買代言人的少量費用；第三，它收益極高———直接收益將以千億美元計，間接收益無法估算；第四，它速度最快———人民幣從最高峰大幅下跌之後，可能只要一個月就會讓中國經濟一片狼藉，難以翻身；第五，它道義成本最低———連索羅斯都拒絕為亞洲金融危機道歉。
所以，“貨幣戰爭”對於中國崛起的潛在危險性，已經超過“臺海隱患”對於中國崛起的威脅，畢竟後者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本要巨大得多，尤其是在美國深陷中東困局之際，策動臺海危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有人會擔心，中國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人民幣匯率的國策，比如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升值人民幣，會引發美國的不滿，甚至制裁，從而導致一場美國大幅提高中國進口關稅的“貿易戰”，到那時，中國同樣不得不被動地大幅升值人民幣。
這一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原因在於：一、在中美經貿關係的現狀下，如前文所析，美國獲得了比中國大得多的好處，貿易戰只能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損傷，甚至使美國最近一度緩和的金融隱患迅速爆發；二、如果真的發生了貿易戰，裁決權在WTO手中，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敗訴；三、如果美國強制大幅提高中國商品關稅，鑑於美國此類決策程式複雜，時間較長，中國可用更快的決策效率先大幅提高出口關稅來先行反擊。如此一來，美國的“中國人民幣低估導致中國製造價格低估”的“罪名”就難以成立———既然你指責中國，要徵稅抬價，我們主動先徵了，抬高了出口價格，你還有什麼話說？！
退一步說，如果美國非要把中國逼到絕路上去，中國被迫絕地反擊，只好使用手中的重型武器———高達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要中國將其中鉅額美元資產，比如美國國債丟擲一小部分，在投資者爭先恐後的避險效應下，足以引發美元大幅貶值的危機，並導致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誠然，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絕招，但兩敗俱傷總比中國完敗美國完勝要好———至少我們還可以比一比誰更輸不起，看誰恢復得更快。
當代中國執政者歷來有一個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這種一以貫之的理性與魄力，兼且更加深刻洞察國際經濟和金融的國家博弈本質，筆者深信，這會帶領中國渡過與國際經濟，特別是金融一體化接軌的最兇險階段，以平衡開放為契機，全面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社會進步，並最終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復興。
美國的變數與國際匯率市場的機會
鑑於如上的分析，筆者認為，那些覬覦人民幣在2007年大幅升值的投機資本，將會再度失望而歸。
在人民幣美元匯率投機機會有限的情況下，2007年國際匯市更有懸念的是美元對歐元，美元對日元，美元對英鎊等，它們跌宕起伏的波峰波谷有更多的投資和投機機會。
在2007年國際匯率市場可能存在的旋轉颶風中，處於風暴核心的還是美元。因為，相對於中國、歐洲、日本來說，2007年美國的政治經濟金融的變數最大。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巨大的外部衝擊，中國、歐洲和日本等國2007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大體與2006年相仿，不會有太大的偏差。而這種巨大的外部衝擊很可能來自於美國金融市場，源於伊朗核危機引發的石油和美元危機。
目前，圍繞伊朗核問題，美國、伊朗和以色列正日益糾纏為一個難解的頑結，美國的某些政治家試圖控制中東的石油，從而為弱勢美元找到強勢的戰略物質———石油的支撐，當然這更符合美國石油軍火寡頭的利益，為此，他們難以容忍中東地區出現區域性的強國；伊朗很清楚這一來自美國這些頗有影響力的政治家的威脅，試圖儘快擁有更具威懾力的實力，以抗拒美國的戰略逼迫，並試圖在中東重新建立強大的###區域性強國；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的軍事強國、地理小國，缺乏國土的戰略縱深，加上包括伊朗總統內賈德在內的不少阿拉伯政治家們否認以色列在中東立國的合法性，認為猶太人在二戰時在歐洲受到蹂躪，應該由歐洲人贖罪，而不應由中東割地賠償。因而以色列為自身的國家安全最容易孤注一擲。
儘管國際社會多方斡旋，但由於美國方面咄咄逼人，伊朗和以色列基本都沒有退路可言。隨著美國第二艘航空母艦進逼海灣，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政治和軍事準備已經基本到位，唯一讓美國的政治家仍然躊躇的是，美國能否支付得起伊朗戰爭的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