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6）
日本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國家，其連續性遠遠強過非連續性：甚至在1868年，當非連續性成為一種必要的時候，它也沒有像法國和中國那樣——兩國都實行了革命，最後以和解而告終。它是由懷揣著實現根本性變革的理想，但在實踐過程中又儘可能保留舊秩序的精英們建立的。因此，與大多數革命相比，維新過程中的流血犧牲相對較少也就不足為奇了。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習慣、傳統、習俗、家庭結構、等級關係和層級結構。明治維新證明了日本精英階層的靈活性、實力、適應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改變時局的能力。
歐洲的革命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變革相比，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差別。比如，除了其他的情況以外，法國大革命是對資產階級興起這一內部威脅的回應，而明治維新則是源於對外部威脅也即西方列強的反應。當然，這是歐洲和其他地區最根本的地緣政治差異，歐洲是領導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對此，其他國家必須找到一種對付歐洲列強和其擴張行徑的方法，這個差異也有助於解釋明治維新怎樣以及為什麼由一部分精英統治者而非當時正興起的敵對團體發起。迫使日本改變局勢的不是商人階層的興起，而是西方國家的威脅。
對歷史的傳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主動迎接現代化的國家，一種在西方強權和本國特性之間做出權衡的現代化。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也是該國自覺並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間走鋼絲的過程。然而，與後來的其他亞洲國家現代化的例子相比較，它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擇，這一點在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後來者可能無權進行選擇。因此，日本現代化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案例：一個國家的現存精英統治者為了保護國家的本質，對西方化做出了自願並適當的選擇。
儘管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幾乎與世隔絕，但是在關鍵時刻，日本對待外國影響並非採取盲目排斥的態度，而是表現出一定的開放性和適應性，從5~6世紀日本與中華文明的關係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特徵。在必要的時候，願意吸收外來影響力，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潛在力量。斷然拒絕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來影響力的同時，保持日本的“本質”或民族情緒，已經在試圖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們自己的領域”，也即傳統習俗、體制和價值觀的過程中得到體現。正如吉野耕作所說：
“為了堅守‘我們的領域’，人們堅守著重大的差別，不僅要區分‘我們’（日本）和‘他們’（值得借鑑的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要強調‘我們的領域’的存在，從而表明‘我們’的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實體的連續性。這樣，歷史就可以延續。日本聲稱對‘我們’的這種文化領域保持獨家所有權。”
日本的獨特性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分別加以界定並保留：第一，在日本獨有的認知領域，保留著那些被視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義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種各樣的外國影響力和那些被視為具有日本獨特性的要素結合而形成的獨特產物。正如有人認為，日本的“領域”概念遠不止於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儘管日本文化很獨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撲，但是日本的特性歸根結底還在於日本人為何會行為特別，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民眾的根本的認知差異何在。這種二元性允許固有本質和外來影響力的共存，也廣泛地紮根於從飲食和服裝到電影和婚禮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兩者以某種方式共存，它們之間基本上少有激烈衝突，日本吸收外來影響的精髓然後加以重構，與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現代性是一個相當複雜、不協調、有時候甚至有些怪異的現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國影響力時代，但是在西方化時代，這種特徵表現得最為明顯，日本所受的精神創傷也是最大的。這種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們理所當然地將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第二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7）
經歷了極端的西方化時代後，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關係，一直是人們認真思考和激烈爭辯的主題。1868年後，日本經歷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維新後的頭20年，日本國內許多領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這種現象讓位於內省和尋求國家本質定位。在這場辯論中，日本國民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會觀念（天皇即父親）。日本在太平洋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