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失利並被美國佔領後，再一次進入了瘋狂追趕西方經濟的西方化時期。隨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邁向了更深層次的重新定義日本國家本質的階段。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會故步自封，在這節骨眼上展開的日本“國民性”概念，與其在20世紀初葉的意義完全不同。20世紀70年代關於日本國民性的討論，大多認為日本是一個以集團為主導的單一同質社會，日本國民的一致性是難以言表的、不合邏輯的。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看法不足為奇，“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日本仍然固守著自己的“國民性”。
當然，日本國民性的本質實際上不能用如此簡單的詞語來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針對西方影響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創造性的文化回應。它讓我們瞭解了日本人的許多心理，他們希望與眾不同的願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異性。在《菊與刀》中，露絲·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國家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比較各國文化，就會對整個行為領域不得要領。研究者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這在電視熒屏上司空見慣。殊不知，正是這些瑣事決定了國家的未來，而不是外交官簽署的諸多條約。
日本的獨特性恰恰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人際關係的本質到引導人們行為的價值觀，都很容易被人們忽視。
日本的人際關係，要遵循嚴格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制度主要基於人們的階層、性別、年齡來做出劃分，每一種人際關係都可以根據以往的接觸頻率和熟悉程度，按照這些標準來精確地分出等級。等級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從家庭中習得的，父親毫無爭議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個家庭成員的地位都是註定的。家庭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天皇被視為國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設想出來的。等級在語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體現，比如，表達“你”的時候，要根據對方的社會地位來選擇詞語。語言也是分性別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詞語和稱謂。日語中有很多敬語，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嚴格按等級設定的鞠躬體系，鞠躬的程度取決於對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經常建議員工們根據他人的地位來確定鞠躬的程度。
日本不僅要求尊重等級制度，而且還存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責任系統。日本存在兩種型別的義務，比方說對自己父母承擔的義務是無限的和終身的，而情理則是有限的。這些義務和責任構成了日本社會的核心，日本所謂的貞德是從承擔義務的角度來定義的，而不像西方社會那樣，通常用金錢來衡量美德。如果一個人不夠擔當，他會有一種羞恥感。從廣義上講，文化可以劃分為（類似基督教衍生出來的）負罪文化和羞恥文化。一方面，負罪文化源於原罪的觀念，即人本質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據事實來判斷；另一方面，羞恥文化是透過站在他人的立場上審視自我，從而進行自我約束的產物。日本的恥辱文化根深蒂固：與一個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別人評價，才是最為重要的。罪惡感可以透過道歉來減輕；而羞恥感則正好相反，幾乎是無法減輕的，它會導致一種非常獨特的行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會，自殺作為一種自私的舉動，被視為人所不悅的行為；而在日本，自殺卻被視為敢於擔當的終極方式，因此是一種崇高的行為。在日本社會，自殺現象更為常見，平均每100 000個男性中個會自殺；而美國只有個，英國只有個，德國則為個。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二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8）
日本的人際關係，是以等級和責任為基礎的，它體現在從“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學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機構。以企業為例：大型企業與對大型企業有所依賴的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關係就呈現出明顯的等級特徵。終身僱傭制，仍然在大型企業中占主導地位，體現出公司和員工雙方的一種責任觀念，這與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後者一直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與家庭類似的，公司對僱員承擔許多義務，而僱員——幾乎都是男性，從職業生涯來看，會長期服務於公司。資歷體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廣為應用，反映出日本社會的年齡等級。一個人可以隨著年齡的增長，穩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層職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權力，而不像西方國家的公司，到了一定歲數便被解聘。
獨具特色的日本人際關係還體現在工作和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對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