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罷免決心，任何抵制都沒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啟動罷免的前一天，有記者來到黃祝華的住處。黃指著一間凌亂的房屋說：“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這裡進行！”該記者在工作室看到兩張並排的辦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導罷免的圖書和審計報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罷免正式啟動。法蘭西電視臺等境外媒體都做了正面的報道，均以此為風向標，稱許中國民主的進步。
通往監獄的門敞開著（5）
盜竊賬簿案連著敲詐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罷免案的發起人吳錫銘，在民選中勝出，就任寮東村委會主任，彌補了潘義漢被罷免後的“權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義漢被“倒閣”至9月15日吳錫銘“組閣”，短短110天內，寮東村發生了兩起案件，公安兩度出手，印證了人們所說的“鬥爭殘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財務清查小組的成員發現12個小時之前封存的7本賬簿被盜竊。村財務清查小組是一個臨時性組織，誕生於潘義漢被罷免之後，成員是村民公開推選的12名村民代表，組長是黃祝華。該臨時性組織的意圖極為簡單：進一步揭開原本富裕的寮東村何以虧空的蓋子。
黃祝華很奇怪，賬簿全部封存在村委會辦公室的檔案櫃裡，為何不翼而飛？黃在現場發現，存賬室門鎖旁有四道銳器撬痕，氣窗被砸3個洞，砸碎的玻璃掃進門外的廢紙簍，門被反鎖好著，室內的彩電音響卻完好無損。
黃去警察局報案。案件的特殊性，驅使甌海區成立了由公安牽頭、紀委檢察院介入的專案組。案情分析一點都不復雜：
從現場看，村委會辦公樓的一樓和三樓的鐵拉門都是鑰匙開啟的，而放賬簿的辦公室氣窗玻璃卻被打碎。可見，嫌疑人是上樓後爬窗入室的；
從內容看，檔案保險櫃裡有賬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間部分月份的賬簿。可見，嫌疑人對賬簿進行了篩選，也就是說，嫌疑人是熟悉財務狀況的；
從時間看，作案時間恰逢財務小組深入查賬之時。由此推斷，嫌疑人或者是要製造混亂，或者是要毀滅賬簿上的證據。
總之，嫌疑人一定是與賬簿利害攸關。
賬簿盜竊案，非但影響了查賬，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換屆選舉被延宕。村民的憤怒、唏噓和不滿，震驚了中共溫州市委。溫州政要的關注，加速了專案組的進展。排查到末了，目標鎖定在潘義漢身上。7月7日上午，沒費什麼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盜竊並燒燬賬簿的所有細節。
當年的《溫州人大》雜誌有段描繪潘盜竊動機的文字：潘義漢被依法罷免後，一直憤憤不平，認為有人從中與他作對，村裡成立財務清查小組，他更覺得有人同自己過不去，對任職期間財務制度之混亂他自己最清楚不過了，於是終日內心惶恐。特別是聽說6月8日查賬小組已將賬本從村會計處領來清查，更引起潘的驚慌不安。6月9日晚，潘義漢鋌而走險，叫上同自己較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會鐵拉門的鑰匙，進入村委會，將其中的7本賬簿盜回家，並將其燒燬。
案子破了，組長黃祝華當然很高興。不過，他顯然高興得太早。一場牢獄之災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黃被老婆的一個電話喊回了家。以為有什麼事情的黃，沒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為他的到來，做好了伏擊前的準備。黃回憶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語帶哀怨：“所長我認識，他對我講，不是我要抓你，小黃。”除了束手就擒，他沒有任何選擇。與黃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還有徐長青、李三豹等5人。
黃祝華說自己被冤枉了，吳錫銘說黃是替自己受過。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證據，他們最多也只能口頭說說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卻沒有那麼隨便。1999年10月，甌海區公安局發出487號起訴意見書，以大量證人證據證言，指控黃祝華等六人涉嫌敲詐勒索罪，並移送甌海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起訴意見書描述的事實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黃祝華等六人被寮東村第五、六村民小組50餘戶村民推舉為代表，起訴村委會，要求返回金泰房地產公司付給的補助資金180萬元。被徵地的村民，依據每畝200元的數額，出資籌集25140元訴訟費用，請黃祝華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駁回，集資的訴訟款也即將用完。六被告無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這場官司系金泰房地產公司甌江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