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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且丟棄民主在浙江區域內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觀浙江的財富鴻溝，試圖從另一個側面，迂迴地將我們的問題托出水面。
浙江的財富不是神話。2004年，浙江農民人均收入超過6000元，連續19年在中國各省區中拔得頭籌［2］，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將近15000元，連續四年居中國各省區第三位，在除直轄市之外的省區中居於首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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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浙江是浙江，中國是中國？（3）
然而，高平均數並不等於浙江人的幸福指數，也不表示浙江人都過上了幸福生活。事實上，和平均數一起攀升的，還有反映財富鴻溝的基尼係數。儘管浙江的基尼係數一直低於中國的平均水平，但2000年以來也已逼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2004年，浙江省城鎮居民收入基尼係數達到，高於2003年的。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數由2003年的倍擴大到倍。2004年浙江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而城鎮10％的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到13元，生活的艱辛可以想見。［4］2005年初，人們在杭州蠶花園社群，還能看到不少燒煤爐的人家。由於煤氣漲價，這些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家，不得不中斷每月四十元的煤氣費。
不知凡幾的數字，非但見證了浙江貧富差距的拉大，也預示著富可敵國的浙江，仍有相當數量的貧困和相對貧困人群。
數理經濟學的國際經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大抵在—之間，比較好的也要在—之間，只有在這個係數中，社會效率和公平才能取得相對合理的位置，弱勢群體才不會被扔得太遠。
人均GDP這樣的指標，確實是衡量地方經濟增長水平的必要引數，但它從不代表每個人的真正收入，與個體的幸福也不存在著必然的對應關係。事實上，村村有富翁，處處有窮人。在富豪滿天下的浙江，一個老闆就可以拉高平均數。在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平江村2003年的平均收入超過了5000元。乍看這個數字，可謂吉祥如意。但浙江的朋友說，看似吉祥的數字，遮蔽了百分之十月生活費120元的低保戶的不幸，也模糊了十數位千百萬富翁的幸福生活。
浙江的窮人比我們想象的多。截至2004年初，徘徊在年收入1000元絕對貧困線以下的浙江人，有萬人。當然，這個數字比1990年代末期少了20萬。如果我們把視線由絕對貧困轉移到相對貧困，就難以統計出恰當的數字，表明業已失衡的收入差距。
城鄉收入的鴻溝，正在以我們不願意接受的速度增大。2003年浙江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達到最高，為∶1。2004年雖然稍有縮小，也高達∶1，遠高於1985年的∶1。［5］依照國際一般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間，城鄉收入比為比1，而浙江的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當下的城鄉收入比例，不能不令人嘆惜。
區域發展的鴻溝，也在快速編織著不均衡的二元結構。與江西接壤的浙西南，與安徽接壤的浙西北，經濟發展水平比落後的安徽和江西，好不了多少。浙江有25個欠發展縣市，浙西南的衢州和麗水就佔了15個。
浙江東北和西南的區域鴻溝，同樣很大。浙江有150萬處於貧困狀態的農民，700萬處於溫飽階段的農民，這些人口的大多數都居住在浙西南［6］。貧困驅使那裡的農民掠奪性開發自然資源，以致破壞了生態平衡，影響了可持續發展。
貧困不僅影響生態，還影響人們的心理氣候。2004年3月16日晚10時許，永康市象珠鎮上柏村陳金樓的15歲的小女兒陳雲芳，因為交不起150元的培訓費，服毒自殺了。陳雲芳是永康市清溪初中二（10）班的學生，是父親的第三個女兒，懂事、勤快，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陳金樓一家是村裡最窮的人家，三個女兒全靠親戚朋友幫助培養成人。［7］
可以想象，在貧困的浙西南，沒有一個富足的中間階層，民主怎樣降臨到破舊的草屋？儘管市場經濟中的自由和政治領域中的自由，並非總是一一對應的。沒有經濟上的個人主義，沒有企業家精神，沒有繁富的物質保障，民主在大多數時候，就只能是一個美麗的烏托邦。
中國：村社民主的非均衡發展
如果說李國民競選鎮長，是一個人的民主政治，那麼，2005年7月，浙江溫嶺市新河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