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假設，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中反覆申述的“擴充套件的秩序”相吻合。
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7）
再看看義烏小商品國際城26年前的命運懸浮。當農民丟棄農活去做批發市場的時候，吃官飯的工商人員，便根據紅標頭檔案的指示驅趕他們。雙方之所以沒有變成貓和鼠的天敵關係，不是因為工商人員支援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出於本鄉本土的同情心。至於小商品批發的合法性承認，也是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協。
刨除少數官員“尋租”的私心，多數時候，浙江各個地市的大小官員，在改革開放中展示開明的最大動力，莫過於“造福一方”的壓力。又無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們偶爾也看不慣的私營企業像野草般瘋長。尤其在GDP掛帥的時代，數字政績使他們無論情願與否，都得和私營企業主坐在一起，支援他們的錢途就是支援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員們對民主政治領域內的制度創新，所持態度大抵上也是順水推舟。如果情勢不明朗，他們的態度則趨向於曖昧，或者否定了事。義烏的官員最初聽說私營企業主捐資參選“村官”，沒有表態，只是任由他們去做。瑞安首創的契約村官制度，在媒體或讚賞或質疑的嘈雜聲中，被中共溫州市委束之高閣。
所以，我想，浙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崛起，以及他們所推動的私有產權入憲，乃至滲透其中的民主價值觀的萌芽，從來都不是決策者的神機妙算，儘管開明的官員和政府確實對制度變遷意義非凡。
我由衷地歎服於無序的自發的擴充套件的秩序。以大歷史的眼光觀之，浙江漸進式改革的成功，是漸進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擴充套件的秩序”的勝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麼美麗地逶迤在蒼穹，不矯飾，不刻意。它不是“聖人”理性的制度預設，亦非一夜變天的鳳凰涅。
你瞧，先在舊體制的邊緣鑿個洞，讓新體制溫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緩緩地融解冰凍的舊體制，繼而讓冉冉升起的新體制取代日益崩塌的舊體制。新舊體制的交換，非但沒有引發社會動盪的海嘯，看似穩定的政治體制，還為接下來的制度變遷，準備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
浙江民主為中國民主未來的意義
浙江民主對中國民主的意義，同樣可以用“蝴蝶效應理論”來闡釋。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經常發現，浙江的民主制度設計的個案，正在被中國的其他省市複製重塑。
2004年，溫州人大常委會攜手溫州“一報一臺一網”，創造性地將人大監督融入到輿論監督之中。當漫天飛舞的輿論給予溫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讚譽，福建的臺江區人大聯手《東南快報》，從審判職能的發揮、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質三個層面，評議臺江區法院。公眾對臺江區法院的建議、批評與意見，不僅見諸報端，人大代表還將坐鎮報社，傾聽公眾的心聲。
涉及其中的《東南快報》，不經意間暗示，他們在福建場域內的創新，其實是對輿論監督溫州模式的創造性的借鑑。
溫嶺的民主懇談，非但被中國其他地方複製借鑑，還啟發研究民主的學人去辨析，去傳播，從學術途徑影響當政者，進而影響中國的民主程序。
溫嶺的民主懇談，是浙江人對農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並未考慮過什麼民主的台州人，在學界的說服下，將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懇談會”。它在破解鄉村社會緊張的幹群關係這一難題上的價值，被浙江大學研究民主的學者們發現了。不過20年曆史的“協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為中國學者解讀溫嶺現實的工具。
學界的研究影響到中央編譯局這樣的官方智囊機構。他們的領導人，少年時透過讀書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專項調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懇談的種種好處，並授予他們“創新獎”。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北京日報》上撰文說，他注意到中國的學者們開始了協商民主的研究。進而，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形式。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制度安排。是從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
這篇文章發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國政協主席###受中共中央委託，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協商會，就調整充實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增選全國政協領導成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