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協商。
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8）
我們當然不能愚蠢地說，人民政協制度是浙江民主懇談影響下的產物，但我們或許可以揣測，浙江民主懇談有望影響協商民主機制在中國的生命力。
當然，沒有節制地誇大浙江民主創新對中國民主的影響，好比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浙江的民主，並非獨立於中國語境下的獨特的民主創新。它之所以在中國大陸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為它耀眼的GDP，超越資源侷限的發展速度，使得那片狹小的土地過早地呈現出開放社會的態勢，給民主的發展，供應了適宜的溫度和政治氣候。
假如我們相信，浙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領頭雁，它的今天是落後於它的“小兄弟”們的明天，我就可以認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國民主的先聲，具有旗幟性、前瞻性。
實際上，京城官方智囊團的高階成員也是這麼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在浙江組織了一場“勞動價值論”的調研。次年7月1日，彼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發表“七一”講話，私營企業主成為“建設者”的一分子，以剩餘價值、剝削和階級為理論元素的“勞動價值論”，得到了修正。又過幾個月，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以私營企業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領了中國的實踐，也受制於中國民主改革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浙江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實。但中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