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顯然，宦官專權橫行日，即是史學遭殃時。當史學成了魏忠賢之流搞權術、耍陰謀的工具，史學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還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給宦官諛墓成風，隱惡揚善，歪曲了歷史真相。明中葉後，墓誌銘、碑碣風行一時，碑文中不時弄假，粉飾死者。甚至拉名人立傳、題字，藉以自重。時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誌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並篆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權有勢，更是助長了這股歪風。就北京地區現存的宦官碑刻實物和拓片來看，數量還很不少。這些碑文，絕大多數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麼“達生知命，無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禮監左監丞梁公壽藏銘》），“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順死安，名垂億世”（《明故內官監太監陳公墓誌銘》），一個個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樣犯下嚴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亂兵殺死於土木堡後，學士錢溥給他撰寫的墓誌銘，竟“稱其忠烈”，時人陸式齋在詩中憤然抨擊道：“王閹素稱慧，輕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銘，千載孰非是！”［229］如此顛倒是非的碑版史學，只能是遺害後世的偽史學。
四、明朝宦官與文化（3）
奴性抬頭，陽剛委頓
宦官專權，毒化了人們的社會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馬屁精、軟骨蟲，他們對宦官的禍國殃民，起了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惡劣作用。劉瑾專權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230］松江人朱恩，是劉瑾的老相識，在短時期內，被劉瑾從河南按察使提拔為南京侍郎、尚書。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寫給劉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寫“拜上”，而寫“頂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頭頂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們對劉瑾叩拜的熱誠，甚至超過了對皇帝的忠誠。時人曾載謂：“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而稽首崩角於瑾前者則濟濟罔缺焉。”［232］國家大臣，向閹人屈膝，本身已屬荒謬，而明朝要員，向宦官跪拜者卻爭先恐後，越來越多。對此，王世貞曾慨乎言之：“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還舞文弄墨，給劉瑾高唱讚美詩。如身為閣老的李夢陽，竟然為劉瑾耗費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宮作碑記，“頌其功勳”，李空同在詩中感慨萬千地說：“峨碑照輝頌何事，一諛死後一諛生！”［234］而至魏忠賢時期，更是一諛死後萬諛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矣”［235］。茅元儀把劉瑾時期、魏忠賢時期大臣的表現，作了對比，感慨地說：“國之大臣，原當盡言，況督撫都御史本風紀之司乎。餘幼時曾見李三才極論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聞矣。王嶽為劉瑾所逐死，山東巡撫朱欽極言之，瑾亦罰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賢之世，巡撫唯稱頌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這裡所說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頭，潛移默化的結果，一身陽剛之氣，敢於說真話，堅決與宦官作鬥爭的大丈夫，越來越少，這是明朝宦官得以橫行天下，幾乎弄到河決魚爛地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此而論，崇禎帝上臺後，在處理魏忠賢“逆案”時，曾痛切地說：“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我以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揭露宦官的文藝作品
但是，與“一諛死後一諛生”形成鮮明的對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還奔騰著炎黃子孫熱血的文士，畢竟還大有人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動盪，給正直的文學家、藝術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惡的文藝作品，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領域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閃爍著人民性的火花，豐富了明代文化的寶庫，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詩歌領域
早在成化年間，王弼即寫了《舶上謠》，揭露了宦官在江南歲辦，聲勢煊赫：“千艘飛過石頭城，獵獵黃旗發鼓聲。中使面前傳令急，江南十月進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人徐禎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職，“時逆瑾用事，虐刑羅織，禎卿多所平反”［239］。他在《雜謠四首